隋占申压根没有想到，那天会是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如果时间真的可以倒流的话，他宁愿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到现在为止，隋占申本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摔进那个深坑去的。如果不是自己的腿挡了一下，他自己都不敢设想后果会是什么样子……

 

事情发生在2008年1月17日……

农民工隋占申，来自内蒙古，今年五十八岁，膝下有一双儿女，均已长大成人。2005年以前，隋占申一直在家务农，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然而，2005年3月的一则消息彻底搅乱了这个家庭的平静生活。那一年，隋占申年迈的父亲被检查出患有癌症，确诊时已经是癌症晚期。为了给老人看病，家里不仅花完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随后，隋占申儿子眼看快过门的媳妇也主动“蒸发”了；隔年，隋占申乖巧的女儿考上了大学，要不是好心村民的接济，差点因为高额的学费而辍学。就这样，背负生活重担的隋占申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到北京打工。

 

由于没有什么专长，隋占申只能靠打短工来维持生计。后来，隋占申的老乡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让他到一家公司做保洁。2007年9月1日，经面试后公司决定录用隋占申。终于有一份固定工作了，隋占申内心充满了感激，既感激他的老乡，更感激给他安排工作的单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公元2008年1月17日那天，一个天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到隋占申的头上，差点让他丢了性命。当天早上一直在下雪，十一点左右雪停了，单位组织员工清扫积雪。11时30分许，隋占申在寻找扫帚时坠入地下车库内的大坑，坑有2米多深。被困2个多小时后，同事才发现了处于休克中的隋占申，同事们施救的同时也报了警，此后便有了京华时报报道的一幕：“男子坠入深坑左腿骨折……消防员赶到后，发现地下车库入口内数米远处，有一个2米多深的水泥坑，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侧身躺着一动不动，消防队员利用梯子下到坑内，抱住伤者的上身和腿部小心翼翼地将其抬到担架上救出……”后来隋占申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经医院诊断为：左股骨粗隆下骨折；T11、L1椎体压缩骨折。在住院期间，隋占申的家属多次找到单位，请求单位拿钱救人，看到隋占申有生命危险，单位拿出三万元交到医院，算是给隋占申做了手术。2008年1月31日单位以7600元钱为诱饵，诱使隋占申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称：“用人单位支付给隋占申7600元钱后一次性了结此事。”此后，单位再未支付过任何费用，后续的治疗费等都是由隋占申家人东拼西凑的。

   

    此前，隋占申老人一直很感激单位，觉得单位对自己挺好的。直到有一天，他通过一个极其偶然的途径得知自己被单位“忽悠”了，单位给他的待遇远远低于他依法应当享有的待遇。被忽悠的感觉是很不爽的，因此，隋占申老人拄着双拐开始了艰难的维权之旅。

 

2009年1月14日才申请工伤认定……

2009年1月14日，拄着双拐的隋占申出现在劳动局的办公大厅。当隋占申得知认定工伤还需要提交证据时，当场就懵了。从受伤到现在，证据都被单位拿走了，自己手里连医院的诊断证明复印件都没有，更别提那些所谓的“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了。还有三天就要到期了，“三天，三天……”老人在嘴里喃喃了半天后，无奈的走出了办公大厅。户外，隆冬的北京，朔风凛冽，隋占申沉浸在痛失机会的悲恸之中。面对那一双陪伴自己360余天的拐杖——那一幕幕受伤、受骗、受罪的场景，一时间都浮现在他的眼前。老人的心中充满惆怅，当时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委屈的人。

    

万般无奈之下，隋占申爬到劳动局办公楼顶欲跳楼自杀。隋占申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做，但是那天，他确实这样做了。隋占申所站楼顶距地面20多米高，他情绪激动，不停地大声叫嚷并做着危险动作。消防官兵爬上楼顶对隋占申进行疏导，遭到隋占申强烈反对，他大声喊：“不要过来，不给我认定工伤，我就不活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变得越来越烦躁，并大声叫喊要跳下楼来。这时，中队干部与劳动局领导协商尽一切可能满足隋占申要求，以防止危险事故发生，劳动局领导当场表态“工伤认定问题，我们尽量帮你解决。别冲动……”长达2个小时的劝解后，隋占申在消防官兵的陪同下安全返回地面。有劳动部门的大力介入，时隔190天之后，隋占申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工伤认定结论。2009年9月1日，隋占申收到了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伤残等级为八级的鉴定结论。经与单位多次协商未果后，隋占申于2009年11月25日申请了劳动争议仲裁，同日申请了法律援助。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接受指派后，安排我全程处理此案。

 

我在第一时间约见了隋占申。做完会见笔录后，老人从一个极其破旧的书包里掏出两件东西：一瓶速效救心丸、一封遗书。隋占申缓缓的说：“徐律师，受伤后，我的情况是生不如死，现在老婆也和我闹离婚呢。一想到这些事我就心痛，全靠救心丸撑着呢。唉，我的官司如果打不赢的话，我只有死路一条，你看，我的遗书都已经写好了。” 面对隋占申充满期待和茫然的眼神，我只能尽量给他以安慰。安慰他的同时，我的心里感慨颇多，我不知道他及其家人还要在这样的等待中煎熬多少时日。诚如义联韩世春律师所言：“等待，这个词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浪漫，可在工伤职工的心里，就是一种灾难。”

 

我虽然不知道如果坚持到底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直到胜利的那一天，这是我们的责任之所在，也是我们的信念之所在。正所谓：“光阴流转，信念不变。”

 

开庭的日子定格为2010年1月7日……

公元2010年1月7日，对工伤农民工隋占申而言，注定是不平常的一天。因为今天自己的案子要开庭，所以隋占申很早就拄着陪伴自己多日的双拐出门了。纷纷扬扬的雪已经下了多日，户外一片白色，虽然有人清除，路仍很难走。人行道被踩出了一条冰雪小路，小路旁有深浅不一的脚印。马路中间的雪被车轮碾压、污染、融化……空气湿冷，最低气温已降至零下二十多度，北京正经历着多年不遇的寒冷冬天。

 

在仲裁开庭前，仲裁员在征求双方同意的基础上主持双方进行调解，我作为隋占申的代理人参加了整个谈判的过程。谈判伊始，我们根据隋占申的受伤情况以及治疗情况，提出了十五万元的赔偿数额，而对方表示只同意支付六万，并且一再表示是出于人道，对此我们不能接受，六万元的赔偿额连隋占申本人的二次手术费都不够，更遑论赔偿问题。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之中，单位一方不肯轻易松口，想利用我们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迫使我们放弃。作为受害人一方，我们更是不敢轻易让步。第一轮谈判没有任何的进展，看到双方冷战的状态，仲裁员提出了一个指导性的标准——九万元人民币。在继续进行的谈判过程中，单位一方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九万元的赔偿标准，其中包含隋占申的全部后续治疗费用。如果认可九万元的赔偿额，那么减去后续治疗费，隋占申实际得到的赔偿额大概为三万多元，这一标准和北京地区九级工伤的最低赔付标准大体相当。考虑到隋占申本人的伤情是八级，通过正常法律程序解决工伤待遇问题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以及将来可能会面临的“执行难”等问题，隋占申表示如果在九万元标准上再稍微提高一点，自己可以接受，他本人提出来十万元的赔付标准。一上午的时间在谈判中度过，这样的日子，隋占申和他的家人已经在等待中熬过了720个日夜，经济和身心的巨大压力已经让他们近乎于崩溃的边缘。

 

2010年1月7日11时40分许，在仲裁员的主持下，隋占申和单位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调解协议书，单位一次性支付给隋占申各项费用共计十万元整。从劳动局出来的时候，明显觉得天气好转了许多。隋占申非要请我吃午饭，我笑着回答道：“谢谢，心意领了。午餐我已经准备好了。”边说边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煎饼。其实，那是我凌晨赶车途中买的早餐，忘记吃了。

 

对隋占申个案的反思

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有劳动部门和法律援助律师团队的大力介入，从事故发生之日到调解书签署之日，还经历了720个日夜，由此可见劳动者维权艰难之一斑。回想这个案件的整个处理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诸多曲折的，如果后面的工伤认定环节中没有劳动部门的出面，我们甚至不敢想象还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以下是对该案的一些反思：

 

反思一：

农民工维权有如下几个难关，第一个难关在于证据。以隋占申的案件为例，造成农民工证据缺乏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对来自单位的证据不注重收集，对自身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没有一定的防范意识。二是单位方面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在此，个人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提醒劳动者，劳动维权证据为本，在日常的工作中必须注重对证据材料的整理收集，而且应当时刻要有维权的法律意识，通过自己的努力，化被动维权为主动维权，通过采取事先预防措施，防止事后救济时的举证不能，防患于未然。第二个难关就是维权成本较高，超出当事人的承受范围。维权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里的成本主要是经济上的成本，也包括精神成本。较之于普通民事案件而言，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力上，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一般情况下，单位的违法行为都是群体性的，所以如果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的，单位为了制止将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争议，会将程序进行到底，直到将劳动者拖到妥协的程度。

 

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话题近年来被社会所广泛讨论，根本原因就是社会此前对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关注的严重缺乏。另外，有关机关在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缺位，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劳动者在产生争议之后，经常在各个机关之间疲于奔命，最终往往是因为涉及到多个部门的职权划分不清的问题，造成争议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期望全社会能够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给予更多地关注。

    

反思二：

隋占申案折射出我国目前的工伤认定制度有待完善，特别是工伤认定时效制度极不合理。该制度限制了工伤职工工伤保险的权利，加重了工伤职工的义务；把本来是用人单位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变成了可以选择的权利，变相成为了少数违法用人单位脱困的“护身符”。越弱势的群体，用越难的程序。

    

“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偶然性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因素。隋占申跳楼是个案，但其背后浮躁的社会风气，不尽合理的工伤认定制度，才是导致问题的罪魁祸首。避免工伤职工“跳楼秀”的上演，仅仅要求提高职工素质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相关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风气的改良。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本来就是职工的权利，从隋占申个案来看，“申请工伤认定时效1年”的规定几乎就是给隋占申设的“套”，给违法的用人单位解“套”。该规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隋占申的义务，如果隋占申不能在法定的时间内申请工伤认定，就丧失了要求工伤认定的权利，更不用说要求工伤保险待遇了。申请工伤认定本来是企业的义务，现在反而成了权利；在现有的较底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下，申请工伤认定无疑会给企业带来很多的负担，因此它完全可以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方法对付弱势的工伤职工，迫使其在一年之内不申请工伤认定，然后，用人单位的责任没有了。因为依据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规定。”如此明目张胆的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企业却可以在“申请工伤认定时效1年”的制度下安享太平，岂非是对时效制度的一大讽刺？这就是立法不慎导致的奇怪逻辑，守法比违法的损失大得多，违法比守法的利益大得多。职工工伤维权成本过高，用人单位违法受到惩戒的成本过低，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反思三：

隋占申案彰显了法律援助的积极意义。

 

在遭遇工伤事故后，劳动者要么接受单位给的很少的赔偿，要么采取其他过激的、非理性的手段“维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援助的积极意义就凸现了出来，通过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使他们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获得法律救济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本文系义联原创，版权归原作者及义联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叶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