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工伤维权从来就是一场战争，虽然没有刀枪，但足够惊心动魄。任何一个人混在里边都已经不再是人，他是蚂蚁，或者是一粒沙。

 

春等秋盼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腰腿昨夜又疼痛，老鲜不堪回首月明中。用人单位应犹在，只是躲起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曲改编的《虞美人.》，勾勒了老鲜维权之旅的艰难坎坷，同时也传达出老鲜心灵之路的无限忧思。

 

雪上加霜篇：用人单位，伎俩多多

我叫小彭，老鲜是我的舅舅，本名叫鲜奇哲，来自四川的一个偏远小山村。2007年9月26日那天，是舅舅上班的第二天，也是舅舅的受难日。那天，舅舅在进行高空拆除作业时从吊篮中跌落，全身多处受伤，腰腿尤其伤得严重（后被鉴定为6级伤残）。

 

遭遇工伤仅仅是灾难的开始，更大的灾难正在悄悄地蔓延。用人单位接二连三的伎俩使舅舅的境况如雪上加霜。后来要不是义联法律援助律师雪中送炭，真不知这事情该如何收场。

一开始住院治疗的时候，包工头怕出人命，支付了急救费用，并且多次口头承诺：“请放心，老鲜是我老乡，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妥善解决此事的。”如此承诺确实让人心里暖烘烘的。然而几天之后，包工头却神秘消失了，此前的承诺也随着包工头的人间蒸发而烟消云散。

这是我和舅舅见识到的第一个伎俩。为了防止更多的劳动者上当受骗，我把这个伎俩起了个名，唤作：以假乱真，即“假承诺、真哄骗”。此伎俩，往往给职工一种假象，单位态度好，将来不会亏待自己。殊不知，将来等待自己的要么是老板神秘消失，要么是超过工伤认定、劳动仲裁的期限，悔之晚矣！这是用人单位的惯用手段。在此，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遇到用人单位承诺这种情况，一定要留个心眼，多咨询一些专业人士，对单位的这种“优待”，请多问几个为什么。

 

包工头人间蒸发后，舅舅的救命钱彻底断了。那天可把我给急坏了，不过幸好有好心人告诉我说包工头没有建筑施工资质，于是我赶紧找到包工头挂靠的公司，要求该公司支付医疗费。起初，公司也是怕出人命，就拿出了一万块钱。在签收条时，我本打算写明是公司支付的工伤医疗费，但被公司拒绝，并宣称如果以公司的名义写，这笔钱就不给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接受公司的条件，毕竟这个时候救人才是第一位的。

 

然而一万元只是杯水车薪，没有几天就花得一干二净，当我再次找到公司要求支付医疗费时，公司说什么也不同意支付了，并称他们已经将工程承包给了个人，老鲜不是他们公司的职工，公司没有义务替他支付医疗费，之前支付的钱只是公司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给予的资助，不代表公司就承认老鲜是单位的职工。公司的态度非常强硬，任凭我软磨硬泡，公司的人始终没有松口。

 

走投无路的我和舅舅这个时候想到找工地所在地的管理委员会，希望管理委员会能够从中进行一下调解，哪怕是只解决医疗费也可以。过了一段时间，管理委员会给我打电话，说是约双方到一起协商一下。我们望眼欲穿地到达约定地点时，却被告知“公司还需要继续研究，请耐心等待”。

 

这是用人单位的又一个常用伎俩——以逸待劳，即“玩太极，拖时间”。使用此伎俩的单位，往往摆出一副“依法办事”的嘴脸，“公司处理工伤需要一定的程序，***年**月**日会给答复”，职工对望眼欲穿的等待约定时间的到来，之后就是用人单位一再违背自己的承诺，一句“公司还需要继续研究，请耐心等待”打发了之。一方是“心急如焚”，另一方却是“泰然处之”，等待以逸待劳胜利的收获。 “公司拖得起，我们拖不起啊！”舅舅不无感慨地叹息道。  

 

用人单位在处理工伤问题时的种种“伎俩”，使我们防不胜防，结果，让舅舅“伤上加伤”。在此我想提醒当事诸君：工伤职工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雪上加霜。请善待他们！

 

雪中送炭篇：一波三折，跨越五关

通过与用人单位的多次沟通，我和舅舅认识到：退让不会换来怜悯！因此我们想到了依法维权。2007年11月2日是舅舅的幸运日，因为这天我们知道了义联。这天晚上，我在网上查找工伤法律问题时，偶尔点了一个名为www.gongshang120.com的网站， 从此揭开了我和舅舅与义联结缘的序幕。通过和义联的接触，我最大的感慨是：结缘义联实在是舅舅的幸运！

 

第一关

在义联律师的帮助下，我们启动了工伤认定程序。由于没有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我们首先通过仲裁确认劳动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跨越的第一道关，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2008年的春天，我们终于等来了仲裁开庭的日子。开庭前，义联律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由于我方的证据极为有限，所以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是一道极难跨越的门槛，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令人高兴的是，在仲裁过程中，公司提交了其与包工头之间的承包合同，并答辩称舅舅是包工头招的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义联律师紧紧抓住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当庭发表了精彩的代理意见。后来，仲裁庭采纳了义联律师的意见，最终认定舅舅和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眼见公司自己提交的证据给自己判了死刑，我很高兴。但高兴地同时，我还是很担心，我担心舅舅最终的工伤待遇能否拿到手。对于这样的一个私人企业，随时都有关张的可能，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这种打击让我舅舅何以承受……想到这，我不由得记起病床上舅舅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我这辈子都难忘的脸：布满皱纹，两腮深陷，眼睛里充满无助，绝望，惊恐。

 

第二关

公司仲裁失利后，恼羞成怒，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我们跨越这第二道关时，该公司又使用了一个伎俩——胡搅蛮缠。公司称：“鲜奇哲不是本公司员工，本公司也没有雇佣其工作，鲜奇哲是在完成宋某的工作时受的伤，因此和本公司没有关系。另外公司和包工头宋某是承揽关系，承揽人在完成任务中对鲜奇哲造成损害，应由承揽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要求法院撤销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认定鲜奇哲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开庭结束后，我对义联韩律师说：“我真想把单位代理人的嘴给堵上，实在是太气人啦！”韩律师一个劲的安慰我：“小彭，稍安勿躁，法律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不出韩律师所料，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判决公司与舅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关

一审败诉后，公司又将案件拖入了二审。有了仲裁裁决和一审判决，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垫底，二审程序纯粹变成了一个过场。没想到公司居然在二审中又有新伎俩。二审开庭俨然成了公司的诉苦会，公司在庭上大倒自己的苦水，说自己为了舅舅掏了1万元钱，舅舅不但没有报恩，反而把他告到仲裁、法院，搞得自己一点面子都没有。很是可笑，这个时候不去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纠正，却一味顾及自己的面子问题。为什么不去想想那个陷入绝境的工伤职工和他的家庭。一个工伤，破坏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幸福的一生，更是破坏了一个家庭的幸福。

 

这次开庭，双方仍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僵局依旧无法破解。作为公司来说，自以为掌握了谈判的绝对主导权，如果调解解决，给多给少，完全就是看公司的一句话。用公司老总的话说，你要的再多，我不点头同意，你所要的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没有任何用。接下来，我能做的就是陪伴舅舅等待判决结果，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维权行动。2008年的秋天，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我们顺利通过第三关。

 

第四关

经过一个秋天的等待后，舅舅顺利拿到工伤认定结论书。接着便轮到第四关：劳动能力鉴定。坚持到这一关时，舅舅已经是债台高筑，两次手术花了3.3万元，每月伙食费160元，补品（鸡蛋、红糖以及低档奶粉）100元，房租200元，医药费300元……为了给舅舅看病，我的积蓄也用完了。后来，舅舅瞒着我，拖着伤病之躯开始了捡破烂之旅。那200元的鉴定费就是舅舅卖破烂换来的。这一关，虽然表面看较容易跨越，实际上对舅舅和我的心理却是更为严峻的考验。2009年的春天，对我和舅舅而言格外漫长，我们在期待中度日如年。2009年5月，我们终于等到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跨越了第四关。

 

从第一关开始，义联律师一直与我们相伴，我和舅舅与义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绝对不是几句感激的话所能表述的，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份情谊默默记在心间，永远！

 

第五关

拿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后，义联律师第一时间核算出舅舅的工伤待遇并诉诸仲裁。本以为差不多板上钉钉的事情，却没想到又生出意外。当知晓舅舅因工伤待遇问题申请仲裁后，用人单位玩起了“人间蒸发”的伎俩，两次拒收仲裁委员会的邮寄信件。此案本来确定开庭日期是2009年8月25日，然而由于送达环节出现了问题，此案开庭日期变更为11月9日。这无疑增加了舅舅这位59岁老人的讼累，让舅舅又一次品味到维权的不易。后来，当我无意提起这件事时，舅舅低下了头，陷入沉默。过了良久，终于抬起头，但尚未开口，已经泪眼朦胧。

 

公司在第五道关时玩的伎俩可以概括为一个字：躲。公司这种高挂免战牌的做法给我和舅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公告送达费需要1000元，这笔费用对舅舅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怎么办？我和舅舅一筹莫展。在这个关键时刻，义联团队又一次站出来，又一次雪中送炭。说来也巧，义联中心当时正好有一个支助工伤农民工的项目，给每位工伤职工发2000元的救助款，义联律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舅舅。

 

就这样，有义联团队的一路同行，跨越数个繁琐程序后，我们终于等来了大兴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裁决要求公司支付舅舅各项费用共计89648.13元，谢幕成为另一场序幕。当舅舅等到该裁决结果生效时，公司仍然在拖延，我们只好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春等秋盼之后，虽然我和舅舅还需要继续等待，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每当舅舅情绪低落时，我总是这样安慰舅舅：“再苦，我们也要撑下去！因为有义联律师和我们在一起。正义和公平有时会迟到，但从不缺席！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是人民的党，人民的政府，我更相信法律最终会还给您一个公道。”

 

2010年元旦，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专程采访了义联律师和舅舅，并以“合同之痛”为题报道了这一案件。采访结束后，

 

记者问舅舅：“你们都听义联律师的吗？”

 

舅舅答：“听。”

 

记者接着问：“为什么听？”

 

舅舅答：“因为义联律师是真心帮我！”

 

尾声：律师感言与个人反思

一、律师感言

以下是义联律师在帮助我舅舅维权时的一些感受，我之所以在此引用，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个团队成员的特殊敬意。

 

“……遭遇工伤事故，是劳动者的不幸，唯有依法维权，其受到伤害的身体和心灵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和慰藉。众所周知，维权难，工伤维权更难！作为一名主要从事工伤维权的公益律师，常常被坚强的工伤职工及其家属所感动。

 

第一、感动于工伤职工必胜的信念！

‘我不相信别的，我只相信法律。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在和鲜奇哲沟通的过程中，经常听他说这句话。他的这种必胜的信念深深感动了我。

 

作为弱势维权，他们别无所有，手中唯一的利剑，或许就是‘法律’。或许有些当事人在遭遇仲裁员、法官不公正的对待之后，对‘法律’开始怀疑，开始怀疑法律的公正性。如果这样，笔者认为你搞错了，不是法律的不公正，那是‘公正的法律’被‘不公正的适用’。相信乌云不能遮住整个天空。也许法律规定稍欠‘科学性’，工伤维权职工要经过多个程序、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最终拿到胜诉的判决。请依法律的规定，公平、公正地判断你应否享有自己的权益，然后用坚持换来胜利。

 

第二、感动于工伤职工家属乐观的精神！

维权的过程不仅是证据、法律、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心理上的较量。面对不公正的对待，面对自己权益的侵害，很多人愤恨。他们需要愤怒，那是他们维权斗争的力量源泉。但愿他们面对各种障碍，能够勇敢的挺过去，因为悲观往往导致悲剧的发生。

 

本案中鲜奇哲的外甥坦言：‘我们光脚的不怕他们穿鞋的。为了维权，我们要好好生活，我们要坚持到底！’ 我有理由相信：工伤维权再难也难不倒如此乐观豁达的人们……”

 

二、个人反思

通过舅舅的维权之旅，我目睹了工伤者的辛酸，见证了农民工维权的艰难。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享受工伤待遇，这一保护劳动者的链条频频断裂。非法用工屡禁不止，不法老板伎俩频出，工伤维权步履艰难……

 

舅舅的遭遇虽不是最典型的，但像一个缩影——众多工伤职工在维权之路上的一个缩影。透视舅舅的工伤赔偿之旅，可以发现：一方面，饱受了工伤维权之苦的人们，殷切期待着工伤维权变得不再这般艰难。另一方面，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处理程序繁琐、处理时间长，为工伤职工的维权制造了层层障碍。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这是需要每一位有良知的国民深思。

 

就个案而言，我最想说两点：

 

第一、法律程序太过繁琐，大大增加了维权成本。

如果用人单位和伤者不进行调解，需要跨越好多道关：工伤确认、伤残鉴定、劳动仲裁、一审、二审……舅舅从受伤到现在，有专业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还没有拿到应得的工伤待遇。

 

让最弱的群体去接受如此繁琐的程序——这就是工伤认定制度和劳动仲裁制度的尴尬。

 

第二、谁来抚平舅舅的心理伤疤？

心理危机同样可怕——原先的“顶梁柱”，突然变成了行走坐卧需要照顾的人。对于舅舅而言，工伤就像一颗不知道何时就会踩上的地雷，粉碎了他所有的梦想……狰狞的工伤，给一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都会带来很大影响。因为工伤职工一般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尤其是对于农民工家庭而言。一个靠体力为生的职工，当他因工伤失去了生存能力时，这可能意味着这个家庭垮了。具体到本人的舅舅，发生工伤已属不幸，如果再遭遇工伤待遇赔偿不公甚至索赔不成，更是雪上加霜。对于舅舅来说，我所能做的很少很少，但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向他传递一份爱心，传递一份信念，传递一份勇气，传递一份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舅舅的维权之旅其实就是普通公民寻求公平正义的生命体验，我们在深切感受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真实面对着一个转型社会的复杂和阵痛。在此，我想再次呼吁：工伤职工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雪上加霜。请善待他们！

 

本文系义联原创，版权归原作者及义联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叶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