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发肋骨骨折、肺挫伤、锁骨骨折、耻骨上下支骨折、肾挫伤、腹膜血肿、血胸、右股骨干骨折、右髋骨骨折、胰尾损伤、胸腔积液、腰椎爆裂骨折、不全性脊髓损伤、腰椎横突骨折……

 

数着医院开出的诊断证明书上列明的受伤情况，我不禁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一种来自人性本能的震撼。我无法想象事发当时是怎样一种惨烈的景象，那一刻永远定格在脑海之中：一排铁的货架、一堆电线货物，散落一地，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被这些铁家伙重重地压在地下，动弹不得，地面上流着一滩血。

 

小岳，一个来自河北永年县、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在刚刚出来打工不久，就碰上了这样一件惨烈的事情，几乎断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可以说他是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命，为此，他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以后几十年的漫漫岁月中，自己将不能直立行走，一辈子在轮椅上度过。究竟何为幸、何为不幸，我无法评判。

 

二零零七年的四月，小岳在堂姐的介绍下，到堂姐朋友的单位上班，这是一家生产金属电线管的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效益还算可以。小岳在公司主要是跟车送货，相当于搬运工，另外还要干一些领导临时指派的杂活儿。二零零七年的九月二十日，小岳和公司的赵经理，还有开车的司机小张开车送货，接着去其它地方拉货送到公司在大兴的库房。下午四点左右，小岳和库房的几个人整理货架上的货物，这些货物太重，已经将货架压得倾斜了，货架的支腿已经深深地陷入水泥地板之中，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正在几个人撬动货架的时候，突然听见库房经理惊呼了一声“快跑”，小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抬头看了一眼，突然发现货架正在倒塌，朝着自己扑过来，这时候想逃已经来不及了，瘦弱的身体被重重的货架死死地压在下面。当七八个壮汉把小岳救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六分钟。这时的小岳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反应，时刻处于死亡的边缘，同事将他送往大兴医院抢救时，医生看到其伤势非常严重，在给头部做了简单的缝合手术后就直接送往积水潭医院抢救。于是，才有了本文一开头所列的那一处处的伤情，让人触目惊心，无不为这个小伙子暗捏一把汗。

 

如此严重的伤情，医疗费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仅在积水潭医院治疗的几个月里，医药费已经用去了十多万元，起初，单位怕出人命，就支付的医疗费，在看到小岳生命抢救过来后，单位就不再支付费用，因为这是一个无底洞，不知道还需要多少钱才能够填满。在伤势稳定后，单位匆匆办理了转院手续，转到了康复医院，但是不再支付费用。

 

小岳的家是河北的农村，全家的收入全靠着一亩多的菜地，每年的收入才几千元，从小岳出事之后，家里仅有的积蓄迅速被掏空了，能借的亲朋好友也都借遍了，现在每个月的康复费用就要好几千块钱，家里已经无法支撑这样的开销，下一步就准备卖家里的几间瓦房了，可是农村的房子有谁会买，又能值几个钱。这个时候才深切感受到：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万般无奈之下，小岳的家人在别人的指导下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结果还算顺利，接下来就是鉴定伤残等级。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四日，在事发近十个月的时候，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小岳的伤情做出了鉴定，确定为二级伤残、大部分护理依赖。

 

事情顺理成章地向下发展，在确认了伤残等级后，小岳的家人辗转找到了我们，向我们痛陈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以及单位在处理小岳工伤问题上的冷漠，义愤之情溢于言表，请求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在向我们寻求法律援助之前，小岳的家人已经在劳动部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当小岳的家人向我们申请法律援助时，距离开庭的时间仅仅只剩一天了。如果按照正常的审批程序，一个法律援助案件从申请到审批，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但是考虑到小岳的实际情况，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了其法律援助申请。这个时候，留给我们的时间，仅仅只有一天，在这一天，我们需要了解案件的所有情况，并且要重新准备所有的法律文书，仓促之情可见一斑，但是，为了确保小岳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再忙再累，我们也觉得值。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是小岳的案子开庭的日子，在从市区赶往郊区房山的公交车上，我一直在担心一个问题，而且随着目的地的临近，这种担心越来越强烈，它让我焦虑，我不知道一旦这种担心变成现实，这个饱受痛苦折磨的家庭会是什么反应，会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举动。时钟指向了下午两点三十分，按通知上的规定，这是开庭的时间，可是我们没有见到单位的人，随后我们看到仲裁员拿了一张纸出来递给我们，对我们说“单位提出行政复议了，你们的案子我们不能继续审，现在只能先中止，等工伤认定结论确定后再开庭”。担心还是变成了事实，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被动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经历过工伤维权的人都知道，单位在这个时候提出行政复议，完全是在拖延时间，形式上是行使正当的诉讼权利，实质上是恶意滥用自己的权利，给他人的正当维权制造障碍，以达到迫使工伤职工接受其不公平赔偿协议的目的。一轮又一轮的法律程序，对法律专业人士来说，都不堪重负，更不用说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它拖垮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更是拖垮了一家人脆弱的神经。当受害人对无尽的等待感到绝望时，这时的单位就跳出来，以救世主的姿态站出来，主动要求以支付一定赔偿款的方式了结纠纷，双方不再就此启动法律程序。这一做法，对许多人非常奏效，但同时，它也是为社会的稳定埋下了一个炸药包，一旦产生不可扑灭的火花，炸药包就会被点燃，结果注定将是一场悲剧。

 

在回城的路上，小岳的家人对单位的做法非常愤慨，甚至要采取极端的手段找单位理论。家人的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小岳在医院里急需钱治病，而单位在这个家庭陷入绝境的时候，仍然采取拖延的方式，人为地阻碍其工伤待遇的落实。虽然单位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在人伦、情理上却应当备受指责。单位采取这种方式的目的，无非有两种，一是利用程序拖延时间，同时在程序处理期间转移财产，二是以此耗尽小岳家人的耐心，在他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再提出明显不公平的协议，迫使其家人接受自己的所有安排。我把单位这一做法的背后目的向小岳的家人说明了，并请他们保持克制，一定要坚信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他们可以获得公道，同时，也提醒他们，在此期间要密切注意单位的动向，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先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冻结单位的财产，不致使自己的待遇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在要下车的时候，我提出来去小岳所在的医院去探望一下，了解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从内心来说，我既同情也佩服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在困难的关头自己没有倒下，没有放弃。

 

在医院的门口，我们碰到了小岳的母亲，一个瘦小黝黑的农村妇女，当小岳的哥哥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眼泪从她的眼中夺眶而出，但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手揩去了眼角的泪水，就将我领进了一个大的病房，里面住着近十个病人，因为这里的床位费要便宜一点。为了节约每一分钱给儿子看病，小岳的母亲舍不得像其他陪护人员一样去住床位，每天只能在儿子床前的水泥地上凑合着睡，因为睡地上是免费的。小岳坐在轮椅上，没有多少的话语，显得非常地沉默，我想任何一个人都能明白他此时的心理。小岳现在的恢复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据家人介绍，现在经过康复治疗，腿部已经有了一点知觉，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他另一条的肌肉已经出现萎缩症状，而且内脏受伤严重，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还不得而知。

 

小岳和小岳的母亲也知道那天是开庭的日子，看到我们回来，就问我们关于开庭的一些问题，在得知单位已经申请行政复议，自己现在拿不到钱治病的情况下，小岳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流着泪向我哭诉单位的种种不是，甚至做好了和单位老板同归于尽的心理准备，我们知道再多的解释也不能平息她心中的怒火，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从单位的表现看，我能够预计，小岳的案子可能会经历工伤的所有程序，这样保守计算下来，所需要的时间将近四年的时间。我不敢去想象四年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在我们代理和接触的法律援助案件中，有过太多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实，我不希望看到这一情况在小岳的身上上演，那对一个刚刚开始青春年华的年青人来说，太过残酷。人生路刚刚展开，还没来得及振翅飞翔，翅膀却已折断。

 

按照现在的趋势进行下去，小岳的案子将会一再拖延下去，虽然时间会很长，但我们会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相信世间自有公道，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想对小岳说的是：你的痛苦我们感同身受，你不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相信，风雨过后将是绚丽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