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做公益法律维权这段时间感触颇多，总有一些事让我无法忘怀，让我心波起伏。中国的工伤劳动者不仅仅维权困难，而且即使获得相应的工伤赔偿后，其今后的生活状况也是非常令人堪忧。

最近接到一个咨询让我心里总也放不下。张秀秀（化名），是我在一次义联举办的关于工伤职工心里辅导的活动中结识的阿姨。不到50岁的张阿姨几乎是满头白发，忧伤的眼神里带着坚强。在与张阿姨的交流中，我得知张阿姨的丈夫在1996年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被他人伤害，致精神出现问题。尽管这些年来在张阿姨的奔走操劳之下，丈夫的工伤得以认定，其相关待遇也得到基本的落实，但是噩梦并未到此终结，这些年来的经历让张阿姨身心疲惫，染白了她的黑发。张阿姨的丈夫因为工伤落下的精神疾病，每次发病时会变得狂躁异常。张阿姨的妈妈在其丈夫发病时被打死，而她儿子也未能幸免，被打成6级伤残。一个幸福的家就这样遭受着摧残。除了伤人，发病的丈夫还会不断地砸家里的东西，她们的家不知道被其丈夫摧毁过多少次。每一次，对于张阿姨来说都是一种身心的折磨。

听到这些，我的脑海立即想到义联曾经代理的一个类似的典型案件，那就是全国首例“自杀认定为工伤”的案件——杨涛案。杨涛案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像杨涛这样因为工伤而导致精神障碍的工伤职工却是大量存在。他们的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却被忽视。身体上的伤害带来的损害主要集中在工伤职工本身，如行动不便，就业困难，不能再创造财富等，这种损害是一种静态的损害，工伤职工不会因其身体的伤残而给国家、社会，他人造成一种超越工伤本身的扩大性的损害。但是精神损害就不同，工伤职工因为精神上的障碍，其所遭受的损害不仅仅包括一般工伤职工会承受的损失，同时他也会给家人、他人、社会造成一种扩大性的伤害。这种伤害对于工伤职工本人是一种“二次伤害”，对于其家属更是如此。在遭受工伤职工丧失劳动能力，不仅不能给家庭创收，却还需要家人付出金钱和时间来照顾的损失后，工伤职工的家属还要面临因工伤导致精神障碍的工伤职工对他们或者是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的损害。这无疑是在工伤职工的家属的伤口上又加了一把盐。

目前的法律对于因工伤导致精神上的问题，从而引发的损害赔偿也仅限于对于工伤职工自身的赔偿，并没有涉及到因工伤职工精神问题造成的对第三方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精神上的工伤比身体上的工伤给一个家庭带来的伤害更大。精神障碍的工伤职工家属不仅面临着照顾工伤职工的艰难也不定时地遭受着工伤职工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伤害。张阿姨的事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件，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出现？中国目前没有建立工伤职工后续治疗、再就业培训、心理辅导等关于工伤职工受伤后的相关利益的服务体系。现今处理工伤问题的方式主要是进行赔偿，赔偿之后就没有相应的跟进式服务体系，这就容易导致工伤职工在遭受工伤后的生活境况很不佳，有的甚至还会遭受“二次伤害”。

之前有一个江苏的廖先生打电话来咨询，他是2007年遭受工伤，失去了右眼，当时他还没有结婚。他问我，他能不能就他的工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独眼”的形象让姑娘们避之不及，导致他一直找不到对象。廖先生也因为这件事情一直都很消沉，从受工伤至今都没有再工作，他整天纠结于这件事情。像廖先生这样的情况在我国不是个案，而是大量存在。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结构，未婚劳动力还是占据比较大的比例。对于廖先生而言，因为工伤而导致的后续问题如找不到对象，实际就是对他的“二次伤害”。

试想如果存在这么一个社会救助机制，对于工伤职工进行跟进式心理辅导，让他们重新站起来面对人生，重新就业，找到生活的动力，那么这种“二次伤害”也就不会那么沉重。如果张阿姨的丈夫在受到工伤后，有专业精神医院为其治疗，那么她的妈妈也不会被其丈夫打死，她的儿子也不会被打成伤残，这个家庭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我们的政府往往把一个问题处理得那么“简单而又干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让劳动者遭受着深远的伤害。

工伤职工的后期生活是需要社会特别是当政者的关注，简单的工伤赔偿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建立一套健全的工伤职工后期生活服务体系才是处理工伤职工问题的一种人道的做法，不能让工伤职工遭受“二次伤害”。社会发展进步的阳光也应该照耀到这个群体的身上，不要让他们在晴天里依然感受不到阳关的温暖。
　　
　　

作者系义联公益法律部咨询专员。

（编辑：谢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