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某年，孟尝君的领地薛大闹饥荒，没有人愿意帮孟尝君去代收租税。冯谖请命赴薛，孟尝君交待在返回的时候给家里买点儿缺用的东西。冯谖来到薛，立即以孟尝君的名义召见百姓，宣布废除一切债务，并把一切债券当场烧毁，老百姓大呼“万岁”。冯谖回来以后，对孟尝君说，孟府“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栋”，什么都不缺，惟一缺的就只有一样——“义”。他这次给孟尝君买来了“义”。

孟尝君听了之后非常生气，但也没什么办法。后来，齐国换了新君，国王听信谗言，撤了孟尝君的宰相之职，并贬他到薛为侯。孟尝君上任时，未至百里，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欢迎，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孟尝君恍然大悟，这时百姓的拥戴正是冯谖当初买回来的“义”。

《战国策》中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可以生动说明孟子的“以义待利”价值观。

“义”在《孟子》一书中出现了108次，那么，在孟子看来究竟什么是义呢？首先，义是道路和真理。“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 “夫义，路也；礼，门也。”（《万章下》）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第二，义是基本的良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第三，义是高尚的行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利”在《孟子》中共出现38次，孟子没有像“仁”“义”那样给“利”以明确的定义，但是，通过对利与仁义、利益与道德的关系的思考与论述间接的指出，“利”主要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好处，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所使用的“利益”这一概念。“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

《孟子》洋洒万言，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凝练成四个字就是“以义待利”。

“以义待利”不是“只义不利”。孟子积极肯定人皆有物利需求，认为这种物利需求从根本上说是必然的，合理的。他认识到人活着就有需求，人的需求是开放的，而且一些需求必须不断地得到满足。“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民非水火不生活”（《尽心上》）。

“以义待利”不是“以义控利”。义利关系是物质本位的，而非精神本位的。即为了获得长久可靠的好处而以“义”作预备，得利是目标。“以义控利”过于强调“义”的主导作用，会误入精神决定物质的歧途。而孟子的治国之道始终都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物质生产为本的。“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梁惠王上》）

“以义待利”不是“先义后利”。义利关系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标准是非的问题。不是说先称义了，就能以“义”之名疯狂揽利。“义”是利的标准，符合则可，何时获得都无可厚非；相违则非，纵使百日百年以后也是拒之门外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告子上》）。

“以义待利”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有所坚持、有所摒弃、有所期待、有所盼望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