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密市某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当地信访部门的支持下他得到了正式鉴定的机会，但出人意料的是，郑州职防所却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结果。为求真象，张海超一心要求“开胸验肺”，身心俱痛的他终于得到了尘肺的结果。

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勇气付出这样的代价来维权呢？这样的维权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结局显然给人一声叹息多过扬眉吐气，如果非要用这么沉重的行为代价才能换来一个本该公正的结果，那我们建设法制社会的目标又从何说起呢？

郑州职防所的诊断结果让这个小伙子经历了如此惨痛的维权过程。但是，对于这么明显的“误诊”事件，我们有理由怀疑职防所会受到怎样严肃的处理处罚。这就是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鉴定机制的缺陷造成的结果。

首先，对于“误诊”，《职业病防治法》中也没有严格的定义。所以，对于这个错误的诊断结果，到底

是职防所的误诊还是权力出租的产物，谁也无法界定。那么，在这么无法可依的事实面前，最大的受害者必定是我们的劳动者们，他们更没有途径验证得知“事

实”是否实啊。所以，对于现行的《职业病防治法》，很有必要在这方面做相应的修改完善，以保护弱势的劳动者权益不受第三方的侵害。

其次就是目前我国的职业病鉴定机构及其运作机制的问题。我国现行的职业病鉴定机构比较单一，一般都是政府相关机构的下属单位，属事业性质。对于这样的机构设置，在长期没有竞争的环境下，必然滋生不作为以及乱作为，因为，即使不作为、乱作为，他们也是业界“权威”，没有其他同等性质的机构会对他们发出挑战。在这样的机制下，产生“误诊”岂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不合理机制，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市场化操作模式，有竞就有争，有压力、有监督就能慢慢化疗掉这些鉴定机构身上的“癌细胞”，促成一个良性的环境，从而保证劳动者的权益。

张海超的事情也许是偶然，他的这种稍显疯狂的举动其实体现的更多的是无奈之情。但，一个平凡普通的劳动者要以一己之力走维权之路，这样的的举动更可能是必然。

只有从这样的事件中不断完善我们的法制环境，那么，从整体来看，张海超如今的这些牺牲才是值得的。其实我们法制社会的建设根本目的也不正是为了服务于千千万万个张海超么？！

另：据2009年9月17日新华网报道，张海超已获单位的各项赔付，共计人民币61万余万。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勇气付出这样的代价来维权呢？这样的维权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呢。

如果非要用这么沉重的行为代价才能换来一个本该公正的结果，那我们建设法制社会的目标又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