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们对期刊进行了两次大的改动，一次是2009年冬季刊改版，使之看起来更像一本杂志，更易读。在这一期，我们将期刊改名为《劳动法实践与研究》，重申劳动法制的进步动力。

2008年以来，我国劳动法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先后实施，社会保险法正在修订，《工伤保险条例》修改早已进入日程，《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也在酝酿之中。在法律文本之外，政府的政策一如既往地关注劳动者，从以往关注农民工讨薪、维权到探索社会保险新模式，从发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到倡导体面劳动、市民待遇。而政策与法律的变与不变，都离不开一个宗本，即社会实践。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劳动法制发展，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劳动者与体制改革关系至为密切，但劳动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尤为滞后、被动。

劳动法制有着自身的特点：其一，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调整对象数目最大，涉及最为基础的权利；其二，在转型期中国，劳动法制政策适应性尤其突出，因而出现不稳定性、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其三，目前国内的理论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对于实践的指导缺乏应有的力道；其四，劳动合同制实施十余年，但劳动权的规定仍不明确，劳动法律制度本身缺少成体系、有逻辑的论述。这些特点决定劳动法制的进步既不能走社会运动的道路，也不能完全仰仗理论架构指导实践，更不能寄希望于劳动“法律体系”自身的完善。

改革开放、体制转换、社会转型，三十年来，政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94年国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以来，劳动关系从原来的行政分配转换为劳动契约关系，旧体制遗留下的、新转型引发的问题迭生，于是政策不得不被动跟进。要解决这些问题，是无法跳出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庞大政策体系的。这就造成了劳动法制被动适应社会实践的现实。

如今，我们站在劳动法制的城头上，为林立的政策、法律旗帜而颇感自豪的时候，不要忘了那些占社会多数的农民，他们被关在劳动法制城门之外。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首先遭遇到是城市体制的壁垒，作为劳动者而未能进入劳动法制的保障范围。他们的保障和发展，任重而道远。

          唯有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才是劳动法制的进步之路。

此之为本刊更名之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