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你帮帮我们吧，我们这一帮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单位把我们四十多个人辞退了，到现在什么说法也没有，我们找老板，要他给我们点回家的路费，他们都不干，现在厂里已经不生产了，老板在卖材料，我们拖不起了”

 

“韩律师，我们老板跟我们说了，你们有本事就去告，告到中央我都不怕，我们不相信他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只相信法律，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我们现在就全靠你们了”

 

“这个老板做事情太狠了，我们这些人都在单位干了很多年了，像我们几个从一建厂开始就在里面干了，到现在都十四五年了，老板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接受不了”

 

“为了办好奥运会，厂里给我们全部工人放假，说是放完假在回来上班，结果现在告诉我们不要我们了”

 

“单位这几天就要贴通知了，要我们签合同，不签就开除，实际上就是不想给我们补钱，我们该怎么办”

 

……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一大清早，中心不足十平米的接待室里，挤坐着四十多人的代表，他们七嘴八舌地数落着单位对他们的不公。这些人都是从各个省里选出来的。说到现在的单位，这些代表心里很是忿忿不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厂里干了那么多年，有些人从十几岁就进厂，在厂里取妻生子，现在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对厂里充满了感情，现在被一句话就打发了，怎么能够平静呢？！

 

做了太多的劳动案子，我见过的情况太多了，这四十多个人的遭遇我已经屡见不鲜。许多单位为了既开掉人，又不承担责任，就口头给职工说一下，从现在开始我们单位不用你了，你马上卷铺盖走人，走之前把单位发的所有证件收走，连个纸片都不给工人留，当工人回过神来要去告的时候，不是发现自己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是发现自己都是在陈述领导口头说的话，说到底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怎么办？

 

怎么办？

 

……

 

一时间，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转着，这可是一个涉及到四十多人的大案子，要是接下来就的全力做好，我能吗？我能吗？我能！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你们单位给你们买社会保险了没有”我向这几个茫然无计的人问到。“这个我还不知道，好像买过，我们也不敢确定”众人相互对望了一下说到，然后又把茫然的眼神投向了我。“今天是星期五，你们现在立刻去一下门头沟区劳动局，把你们所有人的社会保险缴费情况都查一遍，无论是什么结果，无论多晚查到，马上给我打电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你们现在赶过去可能还来得及，不然有要多等两天”我对这些陷入慌乱中的人交待了一下。听了我的话，他们旋即收拾东西，向楼下奔去。

 

下午因为有案子，我早早地出门办事了，下午两点多钟，我接到了工人代表打来了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查到了，单位之前只给一部分人上了保险，二零零四年的时候就停缴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心里的石头开始松动了，机会来了，现在就是打时间差了，我们要是能够赶在单位前面行动，胜算的把握就大了一成。时间不能再等，我跟他们说，你们马上再到我们单位来一下，我安排人接待你们一下，交待一些事情，明天你们再到我们单位跑一趟，大家马上采取行动，一定要赶在单位前面。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日，一个难得的周末，本来想休息一下，但是因为和他们有约，我不能食言，早上还是早早地起来了，吃了点早餐就往单位赶。和他们约的是十点钟，当我九点多钟赶到单位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在单位门口等着了，看来是真的着急了。把他们让进门之后，我把他们带来的证据材料看到了一遍，他们提供的主要是一些暂住证、体检表，除这些材料以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其他有力的证据了。为了尽最大可能地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我给他们拟了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让他们在当天签完名后务必把它寄出去，并告诉他们如何正确填写邮寄的信息，因为这些在将来都会是证据材料，如果填写的信息不充分，就可能导致这份证据没有证明效力。

 

送走这批人以后，我心里又紧张了起来。在和这些工人代表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了一些这家企业的情况：这是一家经营石材加工的工厂，属中日合资的企业，生产大理石墓碑，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一些国家。厂子是在门头沟登记注册的，但是经营地却是在海淀，后来又在海淀注册了一个分公司。现在，这家厂子的经营效益非常不好，几乎已经是全部停产了，里面只有几个工人零星地干点活儿，单位已经在开始卖石料了。据工人说，现在的这个厂子不挣钱了，老板已经把这个厂子挣的钱挪走了，投到自己新开的公司去了，厂子眼看就要黄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厂子，到底还有没有能力拿出钱来对这些工人进行补偿，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大可能是到最后我们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如果到时候不能拿到钱，怎么向这些农民兄弟交代，他们可是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了，如果我贸然行动，或者走错一步的话，最坏的结果就完全可能出现。动还是不动，这是个问题，要怎么动，又是一个问题。突然发现，自己有点踌躇不决，举步维艰了。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工人代表送来了《法律援助申请表》，所有的材料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律师，我们先代表我们四十多个职工向你们表示感谢，这个事情办完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就完全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办我们放心，就算了办砸了，我们还是要感谢你们，请你们给我们这些农民工做主了”，听了工人代表的话，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推脱的理由了，套用朱总理的一句话：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们都将尽力而为。

 

四十多个人的材料，整理起来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从身份核对到证据材料的收集是一个繁杂又极需细心的工作。经过整理材料，我发现有些工人是用别人的身份证进厂的，有些工人暂住证等证据材料上登记的名字与身份证上的名字不一致，有些工人是夫妻俩，工资统一发到一个人的工资卡里……对于这些具体的细节，需要对每个人存在的问题进行登记，让他们再去找有关部门出具证明。

 

等把所有的材料都整理好，时间已经不觉到了十一月底，在这个时候，又有两位工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和前面一拨人一起。我们经过审查，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立案了。在立案之前，我一直都在筹划着能不能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这样一来，既能快速地拿到补偿金和工资，又能够不伤双方的和气，所以在立案之前，我多次找到劳动仲裁部门，提出由于是年关将近，现在又是劳动案件的高发期，这个案子涉及的人数众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引发集体事件，希望劳动仲裁部门根据法律的规定，最好在诉前能够主持双方的调解工作。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之后，我们没有等到我们期望的答案，现在只剩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仲裁，走法律程序。

 

从接手案子到立案这段期间，特别是请求劳动仲裁部门进行调解期间，我接到了工人代表不断打来的电话，有的时候刚接完这个代表打来的电话，另外一个代表的电话紧跟着就过来了，那段日子感觉自己背负着很大的压力，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眼看是年关了，农民工讨薪进入了高峰期，谁都想在回家过年之前能够拿到钱，把这个事情给了结了，可是现在案子进入到了法律程序，我们再急已经无济于事，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有些工人等得不耐烦了，给我打来电话，话语中都带着一股怨气了。

 

日历即将翻过二零零八年的最后一页，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得知母亲病重在住院，第二天要做手术。当天晚上，我把手头上的工作交代给了茂林，特别叮嘱他注意四十三人集体案件的处理情况。

 

回到家，一直在医院陪床，接下来又办母亲的丧事，那段时间里自己明显感觉已经是精力透支了，靠着香烟勉强提神。那段时间里，我不断接到这些工人代表打来的电话，或者发来的短信息，询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当听说我回家了，他们都担心他们的案子就没人管了，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跟他们说：请你们放心，我们既然答应做你们的案子，我们会一直负责到底的，我家里有点事情要处理，你们的案子已经交代给我的同事了，我们会及时跟踪情况的，再次请你们放心。

 

还算好，在过春节之前，同事告诉我四十三个人的案子已经交换完证据了，定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开庭。回家一个多月，单位肯定已经攒了我的好多案子了，过完春节没多久，自己就赶回来上班了，虽然还想多陪陪形单影只的父亲，可是答应别人的事情，不能因为自己的家事而食言。

 

回到单位的第一天，嘉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韩律师，告诉你一件事儿，四十三个人的那案子，我们跟单位说了，单位想调解，迫切想见你一下，这几天一直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豁亮了很多，调解，这是我一直在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起电话我就给单位方面打了一个电话，约好二月四号到中心办公室面谈协商解决的方案。

 

刚放下电话，转念一想，我作为工人的代表，如果单方面私下会见对方当事人，不符合职业操守，为了保证协商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我又给工人代表打了电话，让他们派几个在北京的代表来中心，全程参与协商的过程，这样大家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谈问题，相互了解对方的意见。

 

二零零九年二月三日，新年第一天上班，为了保证第二天的协商能够有达成相对统一的方案，中心的全体办案律师开了一个会，制定了一个初步的调解流程和方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应对措施，如何把握协商的尺度等问题进行了预案。现在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二月四日，一个晴朗的好日子，单位的代表在工人代表来之前就赶到了，看得出来单位对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视的。在工人代表没来之前，单位的人告诉了我一件让我有点意外的事情：厂子的老板听说四十三个工人去劳动局告单位了，立刻就犯心脏病了，说是前后做了七次电击才救回来一条命，光是《病危通知书》就下了好几回。所以，单位希望双方能够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不要再刺激老板了，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把一个大活人给“逼”死。后来据工人们说，当时问题出来之后，他们就想找老板谈解决的办法，但是老板一直避而不见，被逼无奈之下，工人们才到劳动局的信访调解部门请求调解，老板最后看来劳动局的面子上才去和工人们见了一面，当然结果肯定是双方不欢而散，因为老板只同意给每位工人发一百块钱，算是给大家回去的时候在火车上买些吃的。工人们说，他们当时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单位能够补他们两个月的最低工资，再给点往返的路费就可以了，加在一起也就一个人两千块钱。其实，我想单位在事情发生当时，如果能够本着诚心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工人们协商的话，大家不至于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

 

“今天很高兴大家能够坐到一起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我首先向在座的各位对我们中心的信任表示感谢。本来单位是想单独和我交流一下，但是作为咱们工人的代理人，为了保证公正、公开、透明，今天把咱们工人代表请来，亲自参与协商。既然大家能够做到一起，我想双方都是抱着最大的诚意来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协商，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所以今天请大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都听一听各自的真实想法，争取在中间能够找到我们的平衡点，把我们中间产生的一些小隔阂化解”协商在我的主持下开始。

 

单位的人先开了腔，说话的是一位做了一辈子人事工作的大姐，在处理劳资纠纷方面应该是有一定经验的了。一上来就把老板因为这件事发病的情况说了一遍，再谈老板平时是如何照顾这些工人的，借此尽量争取工人们对单位、对老板的同情，再就是对工人提出的几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进行否认，始终就是闭口不谈问题的处理方案。接下来就换单位来的另外一个小伙子上场，先是说厂子这两年来亏损了几百万，但老板考虑到工人跟了他这么多年不容易，就一直硬撑到现在，再说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对厂子效益的影响，最后说厂子现在已经倒闭了，如果工人逼得太紧，大家只好打官司，拖上几年，到头来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

 

单位的意思基本上是明确的，厂子现在已经没有钱了，想让厂子拿出太多的钱来补偿大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象征性地给点补偿，你们工人最好见好就收，不要再坚持下去了。本来我想在中间说几句话，可是还没有等到我开口，工人代表就抢先了。可能是没有经历过谈判的原因，他们说的问题都找不到重点，不去谈补偿的事情，而是就厂子在日常管理中的一些小纰漏大说特说，而且越说情绪越激动。要是再任他们说下去，今天的协商可能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不得不中途打断了他们这种无头绪无重点的牢骚式的语言，把话题再拉回到协商解决问题的路子上来。

 

“大家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讨论是非过错的，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律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厂里押工人的工资肯定是违法的，即使后来补齐了，也是违法行为，其违法性不因单位补发工资而消失，更何况厂里现在确实没有给工人开过放假期间的工资，所以工人们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的，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厂里肯定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既然大家来说这个事情，我还是请大家就事论事，说说各自的方案”

 

“韩律师，我们厂里听你的意见，也请你帮我们做一下工人们的工作，我们信任你们”

 

“韩律师，你是我们的律师，我们的事情就请你做主了，你讲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能从厂里多要一部分钱出来，我们也就算了，我们也不容易，不想再耗下去了”

 

“既然双方都想让我来做一下工作，那我们还是一方一方地来谈，这样也避免大家面对面地谈产生冲突”。谈判按照我们此前设计的思路继续进行着。

 

我把单位的人先留了下来，因为单位是出钱的一方，只要能够把他们的工作做通，对问题的解决是非常有利的。而要做通单位的工作，首先需要把他们面临的法律责任大概地进行分析，让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并让他们明确知道，如果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最终判下来的补偿金额肯定比协商解决的要多，这样会给单位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单位还是那一套词，就是一个劲儿地诉苦，车轱辘话来回来去地说。最后才跟我说，单位同意给每个人补两个月的北京市最低工资，再给补点来回的路费钱，在多就拿不出来，只能让法院判了。听了单位的说辞，不用问工人的想法，我就觉得根本不可行，这等于和没走法律程序前工人提出的要求没有任何区别。

 

单位代表出去后，我把工人代表请到了接待室，听听他们的具体想法。他们给出的答复是，如果单位想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解决，工人可以接受按每个人六个月的补偿标准计算，每个月按照实际工资水平补助两千元标准计算就可以了，这样算下来，每个人是一万二千元，四十三个人就需要补偿五十一万六千元。看来，工人和单位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开始担心协商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考虑到双方的差距太大，我没有将单位的方案告诉工人们，避免引起情绪激动，破坏了进一步协商的可能性，这一天的调解工作只能告以段落。为了给双方再次创造协商的机会，在最后我告诉他们，双方协商没有一次就能解决好的，现在离开庭的时间还有几天，双方都不要死咬着标准不放，大家还是在相互体谅的基础上，各让一步，争取在开庭之前能够再坐在一起谈一下。

 

这一天的调解虽说没有当场达成一致的意见，但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还是有回旋的余地。单位方面已经表示回去再请示一下老板再做答复，而工人方面的思想工作相当较为容易做通，毕竟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尽快得到补偿。在单位人离开后，我单独把工人代表留了下来，再一次说明他们的权利，也再一次说明他们可能面临的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部分败诉的风险，由于工人手中掌握的证据不足，他们的权利不能够得到全部的保障；第二个风险，就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因为单位的实际经营状态他们非常清楚，判决的执行将来很成问题。

 

从内心里来说，我非常同情这些农民兄弟，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可能也接受不了，但是比这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单位现在极可能已经没有经济能力了，如果我们坚持到最后，能够得到的东西还是个未知数。由此看来，选择打还是选择谈，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可选择的算术题了，谈是最后一条可行的路了。

 

二月五日，我接到了单位打来的电话，说是由于老板病重，不能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全权委托他的哥哥处理，老板的哥哥想再和我单独当面谈一次。没过多久，老板的哥哥就给我来了电话，约我第二天面谈一次。这两个电话，让我觉得事情又有了新的转机。

 

第二天的交流因为没有工人的参与，进行得较为顺利，单位方面原则上同意在第一次标准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倍的补偿，可能在四千元之内定一个补偿标准，单位方面征求我的意见。作为工人方的代理人，在涉及调解方案上，我仅具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所有的调解方案最终能否通过，还是要由工人自己来抉择。从个人角度而言，用人单位能够在原定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一倍，一是说明单位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二是说明单位尚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从工人和单位反映的情况来看，用人单位的经营状态确实很不容乐观，如果这次的方案在工人那里不能通过，接下来的路将是非常难走的，劳动案件的处理程序很长，“一调裁二审”结束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候，再加上执行程序，一年之后厂里的情况就只有天知道了。考虑到这一点，我对单位的人说，“你提出的方案已经再原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我也非常理解厂里目前的困境，工人对厂里、对老板都是有感情的，我想他们会慎重考虑你提出的方案，作为代理人，我会尽量做工人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单位方面能够适当放宽，给我们的协商留下一个更大的回旋余地。”距离开庭的日子只有四天了，中间还有一个周末，留给双方的时间都不多了。

 

事情进入实质性转机阶段，是在二月九日。二月十号就是开庭审理的日子，双方能否通过协商方式和平地解决争议，就看九号的工作了。为了给双方最后的调解创造条件，周末的时候我和双方代表分别通了电话，约定九号下午双方再面对面谈一次，我特意安排工人代表上午到中心办公室，以便于了解他们最后的想法，再次就本案的利害关系充分告知工人。可能也是想通了这个案子前前后后的可能发生的情况，工人代表对先前提出的标准进行了大调整，直降百分之五十，仅要求平价每人六千元的补偿标准。有了工人代表的这个意见垫底，我对下午双方达成一致的可能几乎是胜券在握了，因为在四千与六千之间寻找平衡的可能性，远远高于两千与一万二千。下午，在双方协商之前，我向单位提出了要求，这次协商如果要达成一致意见，单位承诺给工人的补偿金，必须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兑现，这是为了给工人吃下一颗定心丸，也是为了防止单位日后生变。下午的协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终双方达成了二十三万元的初步意向。

 

十号是开庭的日子，由于此前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的意见，所以开庭的过程就是在形式上走个过场，最后仲裁确定双方调解的最后期限是二月十六日。当天下午，我又单独和工人代表谈了一下，就具体分配方案问题进行讨论。为了保证公平性，公正性，我按照工人在厂里的工作年限，以两年为一个档次进行了分类，以每一档的最高年限为标准，计算出所有工人的工作年限，在总额二十三万元的范围内，确定每年的补偿金标准，最后再根据工作年限，计算出每位工人的补偿金数额。我将拟定的方案交给工人代表，由他们再与所有工人进行商讨，并对拟定的方案进行表决。

 

本以为肯定能顺利通过的方案，中间差点因为个别工人的一点意见而告吹，这也让我不得不感叹，这么多人可以抱成团和单位讨公道，可涉及到把好处分到每个人头上的时候，大家的心就散了。十一号的下午，一个主要负责的工人代表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一个工人中间离开厂里四五年，之后又回来上班，大家要把他中间离开的几年的工龄给除掉，但这个工人和他们闹翻了，坚决不同意这样分。晚上的时候，那个对分配方案有意见的工人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本人也是工人代表之一，说他不同意这个分配方案，要找我评评理。当时我的心里非常不愉快，眼看着大家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却因为这个问题出现了危局，很不值得。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说话重了点，“大家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你们就不能平心静气地再沟通吗？现在只能给你们最后一次内部协商的机会，大家能达成一致，我们明天就和单位草签协议，如果你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我的调解工作只好到此为止，等下周一再启动仲裁程序，你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协商一下，我最后一次听你们的答复”。虽然我知道这样说不符合代理人的身份，但是如果不给工人们一点压力，我们历经几个月的工作就将完全泡汤。

 

这一天夜里的时候，我接到了工人代表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大家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且都在分配方案上签了字，我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晚上也可能睡个安稳觉了，一切就等明天的草签了。

 

十二号的一大早，中心的同事就全部动员起来了，开始在大厅里布置会场，因为我要求所有在京的工人必须全部到场，单位代表也到场。十点钟左右，工人和单位代表都到场了，顿时屋子里热闹了起来。这一天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向所有人员通报这几天来的协商情况，二是当场确定明确的分配方案，整个过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在我们一再做工作的情况下，单位承诺第二天到仲裁委员会签署调解书，签署调解协议，当面交清补偿款。临走之前，中心律师、工人代表、单位代表在一起握手言和，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家今天冰释前嫌。

 

十三号的下午一点半，我和同事带着点钞机到了劳动局，发现单位的代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了，等工人代表到齐后就进行最后的工作。接下来的工作按步就班地进行，签调解协议、签调解书、付款，等到一切都交割清楚，我们带着补偿款上车的时候，我给在中心焦急等待的同事通报了一下情况，因为在中心办公室，还有几十名工人和几十名媒体记者都在等待着我们的消息。

 

一推开中心办公室的门，屋里所有的眼睛都朝着我们齐刷刷地盯过来，在经历了几秒钟的平静之后，镁光灯晃昏了我们的眼睛……

 

在媒体的关注下，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工资发放仪式，二十三万元的现金全部发放到所有工人的手中，我看到工人笑了，如释重负地笑了……

 

没过两天，我们收到了工人们送来的锦旗，还有一份很特别的礼物——一块刻着“情系民工无偿援助”字样的大理石碑，这块碑是工人们自己设计、自己雕刻的，代表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这块碑我们将好好地保存，作为激励我们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弱势群体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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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