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海归”，她为国内专业劳动法律援助发声；作为一名“80后”，她在同事眼中“温柔又靠谱”；作为一名“准妈妈”，她正积极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三八妇女节前，记者采访了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明欣，走进她的“理想国”，看她转换角色，演绎精彩。

“从自己做起，慢慢地改变一些具体的事”

谈及为何开始关注劳动保护、职业健康等方面的公益法律问题，叶明欣坦言，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2004年，当时上大三的叶明欣利用暑假参加了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李韶社会经济考察调研计划”，跑了许多城市，走进了北京、重庆、广东东莞等地的一些生产车间，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在东莞的高科技园区里，叶明欣看到大批女工穿着白色防尘服，在玻璃屋子里埋头加工电子产品，一刻不停歇，像机器人一样；在重庆的摩托车制造车间里，巨大的噪音和浓烈的汽油味让叶明欣想夺路而逃，而车间里的所有工人都没有戴口罩、耳塞等劳动防护用品；在北京一家啤酒厂里，高温难耐，工人们却丝毫不受影响地工作着……

叶明欣说，正是这次偶然参加活动的经历，让当时还在纯净校园环境中读书的她，对生活、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在我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有许多人每天都得花8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过着我一刻也不能忍受的生活。”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习经历，让叶明欣更加坚定地选择了为职工权益发声的公益法律之路。“社会的良好运转不仅靠制度，公民自身的作用也很重要。”叶明欣说，“我选择从自己做起，慢慢地改变一些具体的事，哪怕只是发出微弱的声音，也要努力去做。”

2010年，刚毕业回国，叶明欣就加入了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一家“以困难职工、农民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业化劳动法律援助机构”。在这里，如叶明欣所言，她开始每天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

“做了之后发现，反响同样超乎想像”

名校毕业的叶明欣是很多人眼里的“学院派”代表，专业的学术理论能不能与复杂的现实案例完美对接？同在北京义联工作的张莹莹说，“明欣姐有学院派的专业，但没有学院派的高冷”。

加入北京义联后，叶明欣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个饱受职业病煎熬的困难职工，为他们答疑支招，提供法律帮助。“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平常听到很多，但这个人就在你面前，你和他慢慢交上了朋友，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震撼和触动。”叶明欣说。

带着这份震撼和触动，她力争为更多的职业病工友及其家庭维护合法权益。在北京房山区煤矿工人的屋子里，她与几十名尘肺病工友挨个交谈，直到嗓子哑了；在资深劳动法专业律师的指导下，她代理了职业病工人的多次法律诉讼，奔波于多个仲裁法庭和各级法院之间；结合案例，她参与完成了《从职业安全与健康角度看集体协商制度》《职业病工人生存报告》等文章……

从大学生志愿者招募及培训，到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再到最后的数据统计、分析，历时3个多月，叶明欣与同事共同完成的《职业病调查报告》在2011年2月向社会发布。从全国1000多个职业病案例样本中，叶明欣与同事挑选了170多名职业病工人做访谈，用最真实的方式呈现职业病防治的现状及痼疾，提出治本之道。

谈起这个项目，叶明欣坦言，工作之繁杂、过程之艰辛，确实超乎想像。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人对职业病问题的更深入关注，是更广范围对《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更深层次讨论，“做了之后发现，反响同样超乎想像”。

“我们能做的，只有加倍努力”

在来到北京义联的4年时间里，叶明欣与同事一起，充分发挥北京义联在职业病防治法律领域的资源优势，不断开展职业病、工伤调研。在这段时间里，叶明欣近距离接触了大量职业病工友家庭，直观、真切地了解到职业病工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及维权艰辛。

北京义联负责人黄乐平这样评价叶明欣：“她是将理想扎根在地上的青年精英。”随着接手越来越多的职业病案例，叶明欣发现，理想难免要与现实发生碰撞。

2010年12月底，叶明欣和黄乐平在北京义联第一次见到来自陕西长安县的刘峰，一名受伤前月收入为850元的煤矿绞车司机。2001年，一次熬夜上班，年仅15岁的刘峰给绞车加油时，两只胳膊被齿轮绞断，在抢救中双臂被切除。自此，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从那时开始，刘峰不停地上诉维权，只为获得应有的保障。面对刘峰维权的痛苦与困惑，叶明欣除了帮助计算赔偿数额外，同样感到无力。“我们能做的，只有加倍努力，推动老工伤问题的解决。”

“明欣姐平时看起来很温和，说话慢声细语的，但内心很坚定，在工作上很有主见。”张莹莹说。对一些工友的主张，其他人可能认为“以前没听说过有支持的案例，应该没戏吧”，但叶明欣会从法律规定的每个细枝末节去争取工友的合法权利。

叶明欣的个人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叶明欣说，鼓舞她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是千千万万一线普通职工对职业安全健康的渴望。

（编辑：谢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