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义联助农民工维权胜诉案件的启示
“这一刻,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了,都等不及了,我们商量着,领完钱去买几挂鞭炮,好好热闹热闹。”日前,在京举行的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案执行款发放仪式上,好几位教练师傅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
这一案子由北京义联劳动法援与研究中心(简称“义联”)的6名公益律师代理,耗时15个月的奔波,终于实现27个月前的愿望,所得赔偿款共计30万余元。
本案中32位受援人都是北京市海淀区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他们选择到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从事驾驶员教练工作,最早的从1994年8月就开始了。多年来,遭遇强行加班、克扣工资、不上社保等不公平待遇。直到2011年,该培训中心相继将他们开除,他们才幡然醒悟。
机缘巧合,这些求助无门的教练员们从工友处得知义联可以免费为农民工维权,当即向义联申请法律援助。
看起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劳动维权案件,但主办律师内心却并不轻松。因该中心频设陷阱,导致本案案情复杂且严重缺乏证据,加上受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维权能力低,使得本案变得困难重重。此外,由于受援人诉求不一致,意见不一、各自行动,整个案件处于较为混乱的局面。
基于此种情况,义联律师第一时间决定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维权思路,根据不同受援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开展不同的维权援助。
根据过去群体性案件中“调解优先”的经验,律师紧锣密鼓地开展与培训中心的调解协商,但被拒绝。与此同时,因为劳动仲裁须前置的特性,对于尚未参加过法律程序的受援人和遗漏请求的受援人,根据具体情况向劳动部门提起仲裁申请。在仲裁程序处理完毕后,义联的公益律师们才将受援人纳入到诉讼程序。
“情况很复杂,我们试图力挽狂澜。”义联公益律师告诉记者。比如,受援者意见不统一的问题如何解决?因为海量处理这类案件,律师们经验丰富,采取了前期“律师—受援人”和后期“律师—代表—受援人”相结合的办案模式,案件处理初始主办律师与每一个受援对象充分交流,提供便于他们表达诉请和意愿的便捷服务,消除了他们的不安情绪,增强了他们对法律援助工作的信任。
在获得教练师傅们的信任后,义联律师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引导推选合适的代表人,以减轻其他人员的负担,为后期诉讼获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去年8月,第一组办案律师作为冯山等24人的委托代理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率先提出了一审立案申请,将该培训中心和某考试场作为共同被告,提出了要求被告支付克扣代扣工资、加班工资、未休带薪年假工资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
今年3月25日,一审胜诉,该培训中心最终没有提出上诉,但却迟迟不予履行判决。义联的公益律师很快就代理教练师傅们向海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又经过了半年的奔波,义联律师终于于2013年9月27日为教练师傅们成功获得案件执行款303444.63元。
领款仪式当天,30万余元的现钞被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农民工一个个地领走他们所获的赔偿款,脸上绽放着笑容。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首例大规模本地农民工维权成功案件,开创了北京驾校教练员群体维权成功的先例。”义联主任黄乐平告诉记者。
虽然获得圆满成功,但义联的公益律师们仍然心中忧虑,这一案子体现出来的农民工维权意识,依然不容乐观。
“《劳动合同法》出台已逾5年,开展多次法律宣传后,北京本地农民工对劳动权利与维权手段依然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在维权的过程中,劳动者对不能立即带来直接利益的事情缺乏重视,在证据收集、材料准备的过程中主动性不足。有些教练师傅连自己的代理律师姓什么都不知道,这给维权造成了主观困难。”一位公益律师告诉记者。
“作为一家法律援助的NGO,我们虽然在维权方面经验丰富,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提供了帮助,但我们仍然希望全社会关注劳动者维权普法,让法律成为捍卫劳动者权益的有力武器。”黄乐平说。
原链接:http://epaper.rmzxb.com.cn/2013/20131029/t20131029_519875.htm
(编辑:谢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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