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出自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报告显示，我们看到的极端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职业病受害者身处公众无法关注到的角落，仍在艰难地争取自己应得的保障。

　　记者/黄 祺

　　职业病伤害最弱势群体

　　“我们经手的案子，不管是规模还是严重程度，都要比联建中毒事件、古浪县尘肺病事件严重得多。” 劳动法专家黄乐平律师说。黄乐平同时是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两会”前夕，这家民间公益机构发布了《职业病调研报告》。正是由于多年来介入众多与职业病工人维权有关的案件，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策划了这次针对一千多名职业病工人的抽样调查。调查通过单独面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完成每份访谈约需1个小时，共完成有效访谈问卷172份。

　　对职业病工人维权经历和生存状况的详细调查报告，国内并不多见，透过这份《职业病调研报告》，我们能够看到了一群自我保护能力和维权能力都最为弱势的群体。

　　“调查显示，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卫生部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0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国家职业病防治计划中显示，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总数近80%以上。2000年底，全国尘肺病例数为558624例，累计死亡133226例，病死率为23.85%。这意味着中国尘肺病病例每年以超过10000例人数持续增加。

　　尘肺病集中出现在矿业，而矿业一线工人往往是那些来自贫困地区，既没有基本文化知识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在这些工人看来，卖力气挣钱是工作中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的劳动将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危害，他们却毫不知情。调查报告显示，在172个人中，89%在患病前不知道职业病是什么，知道的仅有19人，占到11%。在163份有效调查数据中，仅有37人患病前听说过自己得的这种职业病，占到22.7%，不知道的则占到73.3%。

　　媒体最近关注的甘肃古浪县尘肺病事件，正好印证了这样的残酷现实。尘肺病患者的命运，被形容为“跪着死亡”，因为尘肺病晚期患者往往因为严重的胸痛、气短、咳嗽而不能平卧，一些患者甚至以跪姿告别人世。古浪县是甘肃中部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古浪县的很多农村青壮年都乐意去邻近矿藏丰富的酒泉市肃北县务工。近几年，在肃北县务工的古浪民工中间，大规模爆发了尘肺病。

　　“偶尔矿长会发口罩，干活碍事我们也不爱用，并且觉得也没什么用，戴口罩干活照样嘴里鼻子里都是灰。”工人这样描述他们的劳动保护。记者问起何时得知自己得了尘肺病，一名工人回答：“大概是2006年，之前一直以为是感冒，直到那年有个工友死在医院里，才听说有尘肺病这事。”

　　在本刊记者对江苏吴江运恒五金中毒女工的采访中，工人们对职业病的无知与古浪工人没有差别。因在为“苹果”产品贴膜的过程中使用正己烷，当时不到20岁的谷玉中毒，住院治疗近一年才出院。谷玉告诉记者，若不是一位中毒工友的亲戚听说过“职业病”并提醒工友，她们的检查和治疗不知道会延误到什么时候。在这群20出头的女工相继生病。初期，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她们的工作环境，而是把患病归咎于自己的体质。

　　对于低端工矿、制造业的一线工人来说，他们缺少的不仅是对职业病的基本认识和劳动防护知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不了解职业病相关法律，一旦发生职业病，他们大多不知道怎样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被调查的168个职业病工人中，155人在患病前没有听说过《职业病防治法》或《工伤保险条例》，比例占到92.3%；仅有13个职业病工人知道上述两种法律，占到7.7%。在媒体记者采访古浪尘肺病工人时，面对得了尘肺病该招谁负责的问题，工人们的回答是：“不知道是谁的责任，算我们倒霉。”

　　在那些丧失起码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里，企业不会履行向工人普及法律知识的义务，工人们不懂法对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应该更多地介入，帮助不懂法和无力使用法律武器的工人维权。但黄乐平介绍，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专业从事劳动争议维权法律援助的机构还太少，另一方面，像他这样的组织在介入工人维权事件的时候，往往要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黄乐平曾接到一名工人求助，苦于没有证据，黄乐平通过有关途径找到了当地安监局，希望当地安监局出面调查案件情况。安监局的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但是却很遗憾地告诉他：“除非有县委书记的签字，否则我们安监局不能进厂检查。”

　　每一步都如沟壑

　　公众对于职业病特别是尘肺病的关注，始于2009年夏天的“开胸验肺”事件。事件主角张海超在河南新密市一家企业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鉴定的机会，但郑州职防所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张海超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最终以一种血腥而残忍的方式，获得确诊。

　　黄乐平律师告诉记者，职业病患者维权的每一步都万分艰难，其中“诊断难”是很多职业病工人都要遭遇的难关。《职业病调研报告》调查的对象，仅包括已经经过法律程序确诊为职业病的劳动者(也就是在法律上已经解决了职业病诊断难题的个案)，黄乐平说，还有大量的职业病工人，难以得到一纸可以用以申请赔偿的职业病诊断书。

　　根据相关规定，患者要申请职业病诊断，首先要准备如下材料：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等材料。

　　而现实中，一旦患者的职业病获得认证，就可能意味着雇佣单位的赔偿义务。因此，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职业史证明，甚至干脆否认劳动关系。调查中，提出诊断申请的患者里，48%曾经因为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过。这其中，因为缺少劳动合同、职业史证明而被拒绝的共达到83%。

　　古浪尘肺病工人目前的处境，正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古浪县154名职业病患者，已经得到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武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但相关赔偿却找不到责任人。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酒泉市肃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为所有农民工都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几乎每个矿都曾多易其主，某个金矿在几年内曾34次更换老板，这给责任人的寻找和责任认定带来了巨大困难。”

　　“要解决职业病，先要解决劳动者权利的问题。”黄乐平说。但现实是，很多从事高风险职业的工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没有得到基本的法律保障，而劳动关系得不到承认，维权和赔偿也就无从谈起。在《职业病调研报告》中，26.2%的患者曾经为了证明劳动关系而进行了劳动诉讼。而部分职业病患者采取的是上访、罢工、媒体曝光甚至是采取过激手段来引起政府、媒体与社会的关注。

　　谁给职业病患者“托底”

　　即使艰难地走过“诊断”一关，拿着诊断书和工伤等级鉴定书，职业病工人要想获得赔偿还是会遇到各种问题。调查中，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而获得一次性赔偿的患者，平均每人领取到的赔偿也只有90742元。领取了一次性赔偿的患者中78%表示这些赔偿无法保障其后续的医疗和生活，47.5%表示这些赔偿最多只能维持2年以内的医疗和生活。

　　现有的法律，并非没有对包括职业病在内的工伤伤害保障，做出详细的规定。按照法律，用人单位应该给工人提供工伤保险，工伤保险不仅为工人在发生工伤时提供保障，而且能够为企业在发生工伤事故时分担风险。但很多企业却不愿意给工人上保险，被调查的171名职业病工人中，有80人所在的单位给其上了工伤保险，占到46.8%；有78个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则并没有上工伤保险，占到45.6%，有13个人并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占7.6%。

　　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陆胤律师分析说，企业最怕的是不可预期的成本，也就是说，企业害怕工伤工人成为企业负担的“无底洞”。他认为，在现有的保障制度中，社会基金所占的比例太小，更多的赔偿责任由企业承担，因此，只要工伤员工留在企业一天，企业就有可能为后续的治疗负担无法预计的费用。

　　而那些交了工伤保险的企业，也会想方设法用一次性的补偿来要求工伤员工离职。在联建工人中毒事件中，中毒工人就遇到了企业“耍赖”。按照江苏省相关规定，中毒工人在得到工伤鉴定结果后，就可以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但联建公司并没有及时将补助金发放给工人，直到被媒体大规模曝光后，企业才补发了补助金。在这之前，联建中毒员工数次收到厂方要求他们离职的暗示，工厂告诉他们，不离职就得不到任何赔偿。

　　陆胤认为，这样的制度影响了企业给员工上工伤保险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工伤员工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员工的保障与企业关系太过紧密，一旦企业无法负担，员工就再难得到保障。陆胤说，应该加大社会基金在工伤赔偿中的比例，通过社会统筹让整个社会来为工伤受害者“托底”。

　　《职业病调研报告》也注意到了工伤工人的后续治疗保障问题。报告建议：“5-10级的职业病患者，虽然伤残等级较1-4级患者轻，然而由于病情多不可逆，甚至会逐渐恶化，他们需要持续不断的治疗。因此，在立法上，对于 5-10级职业病患者如何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否则，这些职业病患者即使拿到了工伤保险待遇，一旦恶化，仍难逃晚景凄凉、家贫人亡的结局。在执法层面，政府要加强对用人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恶意注销的处罚。”

　　谷玉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原来工作的作坊已经注销工商登记，她的老板没有给她们上工伤保险，如今老板本人已经“人间蒸发”，就算拿到工伤认定结论，谷玉很可能也无法从老板那里得到赔偿。黄乐平律师提醒说，等到今年7月《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谷玉这样的情况也许会找到新的出路。

　　《社会保险法》创设了工伤保险待遇垫付追偿制度，用人单位如果没有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然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照此法规定追偿。由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向第三人追偿。

　　《社会保险法》还将现行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工伤职工“住院伙食补助费”、“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和“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改为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如果这个制度能够得到落实，工伤工人的保障“托底”将得到实现。

　　最近几年，极端的职业病维权事件频现媒体，但黄乐平说，相对于现实中职业病维权状况，媒体的关注还是太少太少。在黄乐平看来，“职业病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其严重后果很可能超过环境污染”。“受到职业伤害的，是一批青壮年，他们本来应该为社会创造财富，但现在他们只能消耗社会财富。”调查报告也表明，一个职业病患者，会直接导致家庭的返贫。在受访者中，有86.6%的表示患病使得其家庭没有收入或收入减少，生活相当艰难；还有25.6%的家里子女无人照顾。在受访者中，患病前，仅37.2%的月收入低于1500元；患病后，变成88.5%的低于1500元，而且有51.6%的仅医疗费开销就在每月500元以上。

    “职业病问题，是GDP挂帅的后遗症。”黄乐平说。不管是 “苹果劳工中毒门”，还是尘肺病，受到职业病伤害的工人无力维权，都是企业追逐利润、忽略职工权利的结果。当然，面对这样的现状，应该反省和改变的，绝不单单是企业。

 

        苹果之毒，谁解？

　　如今，谷玉已经联系不上老板，估计对方换了手机号码，而原来上班的地方，只剩下三道卷帘门紧紧闭着。目前，谷玉能做的就是每隔几天去法院询问一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进度，是否联系上了钟老板。

　　记者/邵乐韵

　　我们乘坐的大巴刚进吴江市，就经过一家规模较大的电子产品加工企业，门口站着很多年轻男女，都是等着打卡上班的。再往市区中心去，沿街可以看到不少电子元器件和五金产品商店。经过15年左右的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导产业。

　　按电话里说好的，谷玉来路口接我们去她家。弄堂口窄，只有一辆轿车的宽度，“肚量”倒挺大，纵深处皆是平房，各色杂货店铺挨着住家。穿行了约摸5分钟，才终于到了谷玉和父亲租住的屋子。

　　这是夹在两户人家当中的一间六七平米大的斗室，一张桌子两张床是仅有的家具，一台黑白小电视和电饭煲是仅有的电器。渍迹斑斑的墙上挂着洗好的衣服，更多替换衣物则塞在地上的旅行箱里。

　　“平时我睡这里。”谷玉指指靠里头的一张单人床，上面平铺着两条单薄的褥子。而她爸爸睡的“床”，其实是问房东借来的一块竹床板，一头呈直角搭在单人床上，另一头搭在凳子上，靠墙一侧还堆着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虽然居室简陋，谷玉还是很在意形象，“白天两床褥子归在一块儿，看起来好看些。”

　　这个年仅22岁的黑龙江姑娘，说话干脆利落，显得很有主张。最近一段时间，她已经和不少记者打过交道，“找媒体就是我带的头，后来许多媒体主动来找我，有中央级的，也有地方的，但到现在也没个具体说法”。坐在床沿上才说了十来分钟话，谷玉就用手捶起自己的腿，“又麻了”。谷父站在一旁，默默看着女儿。

　　当初因加工苹果产品而正己烷中毒的8名女工中，如今继续坚持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讨说法的，只剩下谷玉一个人。

　　“哪儿也跑不了了”

　　谷玉20岁不到就从老家出来打工，从四川等地一路打工南下，来到苏州吴江。她做过一段时间的店员，工作倒也轻松，但是后来觉得闷不想干了。朋友介绍她到“专门给苹果产品做代加工”的一家工厂。2009年8月16日，谷玉正式到“苏州运恒五金机电经营部”上班了。

　　上班的车间其实是租在某住宅小区公寓房里的小作坊。大约100来平方米的屋子隔成两间，窗户都被遮挡起来，30多个员工就挤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劳作。谷玉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手上卷着无尘布，蘸上清洗剂把iPad等苹果产品的商标擦拭干净再贴到保护膜上，所谓的“贴保”。

　　代工材料是运恒五金的大老板暨法人代表钟建祥从苹果公司代工厂宇瀚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外包来的。据谷玉说，因为钟和宇瀚的老板玩得比较好，就和表弟刘某以及另一个朋友合开了运恒五金，承揽了一部分代工的活儿。钟负责拉货，刘负责管理工人，第三个老板不常见。

　　女工们每天8点到车间，洗净手，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和指套，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晚上10点半，加班的话要到11点甚至12点。中午1小时吃饭，上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谷玉她和另外四五个女工每天要贴大约2万张膜。

　　由于正逢业务旺季，像这样一周无休地工作，老板供吃，谷玉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是2000元(没有缴四金)，算同事中赚得较多的，除去自己开销，能攒1500元，“平时也没空出去逛，没有花钱的机会”。

　　当时谁也不知道“去渍油”里的有效成分是正己烷，更不知道这种挥发速度比酒精快的化学溶剂有毒性，会通过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等侵入人体，长期接触会出现慢性中毒，损伤神经系统。

　　在完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到10月份，谷玉开始觉得下肢发麻，渐渐站立也有困难。她自己去吴江第一人民医院和苏大附二院做验血、肌电图等常规体验，但结果报告显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发麻感仍在加重，并且朝手臂扩散，还会出现头晕。到了12月底，谷玉已经彻底走不动路了。在黑龙江老家做代锯工的谷父千里迢迢赶到吴江，抱着女儿去看病，江苏连云港看不好，又回哈尔滨，依旧求医无果。“一开始我以为是个例，后来和其他同事一联系，发现她们都有类似症状，这才怀疑可能是工作的地方有问题。”在父亲陪同下，谷玉再次回到吴江。

　　谷玉先给刘老板打电话，“刘老板忽悠我们说，‘这病到夏天就不会得了，自己多锻炼锻炼就好了’；然后又模棱两可地说，‘先把病看好吧’，闭口不提医药费的事。”从2009年12月底到2010年2月，没有医保的谷玉自费看病已经花去3万多元，还在老家跟亲戚借了不少债。

　　老板有意封锁消息，女工之间并不清楚哪些人已经住院。有同事告诉谷玉，老板已经不在原来的作坊开工，员工们每天在“老厂”门口集合，坐车到位于同里的宇瀚去上班。“扶着墙也不能走路”的谷玉便到老厂门口去堵老板，钟老板才表示，愿意掏钱给她们治病——之前已经有4人住院，谷玉第5个，后面还有3个。入院前，谷玉劝那位透露消息的同事也去做做检查，“可是她不肯，可能也是怕真的检查出毛病吧。”

　　工作4个月，换来的却是11个月零2天的卧床治疗——从2010年2月24日一直住到2011年1月26日。刚入院躺在病床上的谷玉，腿上一点知觉都没有，害怕今后的生活都要在轮椅上度过。陪同护理的父亲有一次无奈地和她开玩笑：你看以前跑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可哪儿也跑不了了。

　　一定要有个说法

　　运恒五金的8名中毒女工平均年龄在二十五六岁，分别来自苏北、安徽、东北等地。住院期间，她们与同住苏州第五医院的苏州联建公司中毒员工偶尔有过交流。但是和拥有2万名员工的“二级代工”台资企业苏州联建比起来，运恒五金不过是标志供应商下的一个转包工厂，8名女工的维权之路更加坎坷。

　　“一开始老板还不愿意管，想骗我们出(院)来治病，就是开了药自己在家休养，因为那样便宜。”谷玉说，后来事情严重了，老板答应替她们支付医药费，每个月15日给500元的生活费，但总是拖，得女工们不停打电话催讨才行。“而且这500元根本不够用，医院的病号饭我们都订不起。”

　　去年5月下旬，中毒女工们听说运恒五金注销了。住院将近半年后，谷玉能生活自理了，父亲才放心出去打些临工，补贴点生活费。今年1月底，谷玉的检查报告上所有指标都显示正常才出了院，老板给她付了20多万医药费，“但是有些出院的同事报告单上仍然有几个小箭头(即未达标)，不知道怎么也让她们出院了。”

　　谷玉等人担心的是，出院后病再复发，谁来承担所有的医疗及其他费用。“我们找了信访局、劳动局、安监局、卫生局等部门，但他们说话向着老板，说他很穷也不容易，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方案。后来连吴江市市长都知道了，开会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女工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代理律师正是负责联建中毒员工案件的律师，但是后者已经进入了赔偿和伤残评级的程序，而谷玉们的劳动仲裁还没有结果。

　　谷玉带着同事们找媒体帮忙，前前后后也确实来了好几拨记者，但是她“感觉现在自己里外不是人，比如接受采访的时候，肯定说自己的内容多些，不可能8个人都包括进去，但是其他人就有想法……病好了以后和其他几个人也就没啥联系了”。

　　运恒五金的老板想用私了方式解决问题，即支付每名员工8.7万元左右的赔偿(按十级伤残标准折算的赔偿)，签了协议就解除劳动关系，并且接受调解的员工以后不得再以伤残鉴定要求进一步赔偿。介入协调的劳动局干部建议女工们“私了”，谷玉皱皱眉说，“毕竟不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不会那么上心的。”

　　谷玉是唯一没有接受私了的，听说联建员工出院后有复发的，她自己现在也时常感觉腿麻膝盖酸，“我一定要做伤残鉴定，将来万一复发总有人负责”，“我们是穷怕了，光穷还不要紧，能挣钱弥补，但身体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个月底，谷玉就要到苏州疾控中心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之前，大部分苏州联建的中毒员工都被评成了10级伤残，员工贾景川先被鉴定为10级，后来江苏省劳动能力委员会在1月28日下发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上判定他为9级伤残，一级之差，赔偿金额相差约5万元。

　　最近正在法院和伤残鉴定机构之间奔走的谷玉说，不管最终鉴定下来是几级，好歹也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个清楚了解。一旦结果出来，就会到吴江市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去年8月，劳动仲裁委已经要求运恒五金老板支付谷玉在老家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共计3.7万余元，但至今未拿到。

　　今年2月，曾有媒体联系过运恒五金的钟老板，当时他的回答是：“为了给工人们治病，已经花了近300万元医药费。我最真实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想谁能帮我付这三百万。”被问及是否就此事与苹果联系过时，钟说“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和他们联系”。

　　如今，谷玉已经联系不上老板，估计对方换了手机号码，而原来上班的地方，只剩下三道卷帘门紧紧闭着。

　　老家在安徽的詹德云是8名中毒女工中年龄最小的，刚满20岁。接受了私了赔偿的她现在有些后悔，因为感觉小腿有些异样，担心是后遗症。但是，记者几次打电话联系她，她以家里有事不便见面拒绝了。电话那头，小姑娘说着说着带起了哭腔：“我觉得很失望，媒体采访也很多了，但是始终没有什么结果，我也不想再谈了……”

　　目前，谷玉能做的就是每隔几天去法院询问一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进度，是否联系上了钟老板。父女俩目前都没有工作，房租、吃用开销等加起来每个月要2000元左右，这还是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当初出院时，医生告诉她“已经全好了”，给她配了些药，“起辅助治疗作用”，但谷玉知道，这药也不能多吃。

原文链接：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3-09/142122081648_2.shtml 

（编辑：杨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