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维权到公益法律援助——黄乐平和他的义联
从自我维权到公益法律援助——黄乐平和他的义联
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坐落在海淀区人大西门附近的一栋普通的商住楼上，楼外是喧嚷的街市，人流车流穿梭不息。黄乐平和他的同事们，每天就在这个门庭若市的办公室，接待来访，为被城市化进程裹挟而来，遭遇劳动争议饱受困苦的农民工群体，伸出温暖的援手。
法律顾问自我维权
2004年，当法学硕士毕业的黄乐平进入一家中央国有企业担任专职法律顾问的时候，他并未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因单位举办的一次篮球比赛发生转折。在这次比赛中，他不幸膝盖受伤。在经历难耐的伤痛和手术康复过程中，为争取工伤权益，他在劳动部门和单位之间来回折返申诉，在耗费了近三年时间后，才得到工伤认定和赔偿。
这次亲身经历的马拉松式维权事件，让黄乐平深深地震撼，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在工伤法律方面缺乏认知的状态，让他在心里纠结纳闷：自己作为法律顾问，在知识和专业方面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争取劳动保障的权益尚且如此曲折，城市里的普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在遇到工伤、发生劳动争议后，恐怕更是难上加难。十几年前发生在黄乐平姑父身上的一幕又浮现出来：姑父在广东打工，在工作岗位上中暑而亡，但一分钱赔偿也没有得到。当时，黄乐平尚在高中时代，但姑父的这段惨痛经历，为他在未来投身农民工维权埋下伏笔。
黄乐平产生了为农民工进行工伤咨询的想法。在病假期间，他不平而鸣，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很快写成一本探讨工伤问题的专著，希望能够帮助他人。2004年9月，这本倾注了自己情感和专业知识，侧重实务和操作性的《工伤职工权益保护指南》面世后，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市场反响强烈，求助者纷纷按照书中的联系方式找他咨询。此时，黄乐平也离开了原单位，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将工伤维权援助作为律师工作之外的兼职、副业的设想，也日臻成型。
在和几位朋友商量之后，黄乐平决定开设一个工伤网站，将各类问题通过网站进行解答。2005年4月，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www.gongshang120.com）上线运营，为公众答疑解惑，普及劳动法知识。意想不到的是，网站的开通引来了更多的求助者，黄乐平以个人一己之力已经无法承担，老是找法律专业的校友帮忙也不是办法，建立团队成为必然。
2006年3月，黄乐平开通了工伤维权热线，义社劳动咨询中心（以下简称“义社”）也完成工商登记，成为法律援助组织化的第一跳。最初是三个半人起家，2位时间灵活的在校研究生，一位业余时间学习法律的朋友。而黄乐平这个主心骨，倒只占半个人头：他将自己的时间在义社和律所之间对半均分，后者还要加上写书和讲课，这样，用挣来的钱来养活义社。
意识到工伤者的艰难，从最初对外咨询开始，黄乐平给自己就立下一条规矩，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后来，这条规矩又成为机构的制度。也许是出于律师的严谨和慎密，对义社的可持续性问题，黄乐平一开始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先用自己的钱把事情做起来，发展起来再筹集资金。”他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才投身公益，义社的成本实际上被控制在他的承受能力之内。
最难啃的案子：初试锋芒
义社草创之处，资源有限，于是定下一个标准：只接一般人“啃不动”的疑难案子，这样可以帮到最需要的人，同时，形成的案例可以起到示范作用。黄乐平说，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以这样的标准，河南籍农民工张先法的案子进入黄乐平的视线，成为义社初试锋芒的第一起案子。张先法2005年3月在北京一个工地刚上班半小时就摔成重伤，所在公司故意拖延不予治疗，造成病情进一步加重，几乎成为植物人，家属为筹集治疗经费，陷入困境。这起案子的难点在于，张先法一人深入工地出事，缺乏证人，无法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更是无从谈起。
黄乐平（右一）和当事人出庭黄乐平直接和公司谈判无果，申请工伤认定，劳动局也不认可，最终选择绕开劳动关系，起诉有支付能力的分包商和发包商，要求对方支付人身损害赔偿。在此期间，为调查取证，寻找证人，为谈判和协调立案，他在工商局、法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医疗机构与工地之间穿梭往来，跑遍了北京。由于案情的曲折，当事人家属几度绝望。
除了程序上的困难，黄乐平还要面对当事对方对司法独立的干扰。“我们认为一审快要结案，就要见到曙光判决赔偿的时候，突然法院口头裁定诉由不成立，终结了诉讼程序，一下子把我们打回原地。”意外的打击使黄乐平只好重新从立案开始，进入二次审理程序。最终，判决获胜，到案子执行赔偿了结，已过去三年多。“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能够为当事人获得85万元赔偿（个人承担30%责任），总算是苍天有眼，天不负我。中间的曲折和故事太多，像是小说和电影情节。”黄乐平至今仍然对这个案子感慨万分。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专业发挥，可以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维权难题。”乐观平实的黄乐平用这段朴实的话，来归纳自己创办民间公益维权机构的价值和意义。之后，黄乐平一直不懈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2007年12月，在北京市司法局支持下，义社变身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身份，完成组织化的第二跳。
筹款和运作
现在的义联，在资金来源上是基金会资助、政府购买、科研书稿收入以及黄乐平当律师的办案收入，“四分天下”。义联现在人员接近20人，比较稳定，但黄乐平还是有很强的危机感。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2010年5月底义联账面的资金只有19万元，主因是法律援助购买服务的近20万元的资金无法如期到位，黄乐平只能自己挺身而出，发放员工5月份的工资。因为专业和高素质的公益律师队伍，更需要提供适当的条件来支撑。作为NGO，在工资待遇上无法与商业律所竞争，就需要开发其他的激励机制。例如，义联员工多次参与编写黄乐平主编的劳动法方面的书籍，一方面帮他们获得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同时提升业务能力。
为提升绩效，义联还开始实行绩效考核制度，成立项目监测委员会对律师代理的案子进行监测，既检查疏漏缺失、鼓励上进，也可以了解劳工领域的发展趋势。黄乐平说，2009年，义联代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立案566件，结案347件，胜诉率911%。
在代理案件、提供咨询之外，义联还有意识参与执行NGO的项目。2009年，义联参与投标，获得了执行中国扶贫基金会“恒大慈善万人行”项目的子项目的机会，寻找、确认工伤农民工并发放救助款。表面上看，义联超出了法律援助的“本位”去参与传统的慈善公益项目，但背后却另有深意。黄乐平介绍，义联依托这个项目开展了工伤农民工情况调查并形成了报告，其中的发现和建议后来被相关部门作为决策的参考。义联用这种方式开发自己的项目，利用自己的优势对法律援助进行了延伸，也检验了团队的运作能力。
此外，义联还完成了两个国际资助项目。福特基金会的“好邻居”项目——“工伤劳工法律援助与研究”，旨在降低工伤维权成本，推动工伤立法；世界银行“农民工工伤维权网络项目”，通过培训扩大专业维权队伍，意在使农民工就近获得维权资源。黄乐平说，介入国际项目，既是出于筹款的需要，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考核标准，也能提升机构的项目运作能力。黄乐平希望在未来能够执行更多的国际资助项目。
今年，刚刚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彩票公益金项目签署的协议开始生效，在义联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后，由该项目根据办案的数量和质量给予补贴。局面打开之后，现在义联接案的标准，已经不限于最初的疑难案件，北京地区符合法援范围的案子基本上都予以援助。外地的疑难案件则遵循量力而为的原则，或亲手介入，或转介给当地援助机构。
至此，作为硬币的一面，义联获得了适度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但在另外一面，黄乐平现在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挪到义联上面，他在律师事务所的活计倒是成了副业，其结果是商业案源带来的收入大大缩水，这当然也进一步增加了机构筹款的压力。
与政府合作
伴随黄乐平踏实的耕耘，各方的认可和荣誉也接踵而至，近年来他获得了来自官方的若干奖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2007年)，“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2007年)、“北京市法律援助优秀律师”荣誉称号(2007年)、“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2008年)，之后在2009年，黄乐平又成为司法部推荐的第六届“中国优秀青年卫士”的唯一律师候选人。有关他的事迹描述还出现在首都之窗政务信息网站上。有报道称，黄乐平的著作，不仅是劳动者认为“最管用的维权工具书”，也被基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来自官方的认可还落到了信任基础上的具体合作上。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市总工会、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等部门与义联建立了合作关系。据义联的资料，自2008年2月起，义联与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合作，每周指派专业律师到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值班，帮助化解劳动纠纷、提供法律援助、或者疏导劳动者避免盲目维权。海淀区劳动局还帮助散发义联的“法律援助爱心卡”，转介推荐案源。2009年11月起，义联与北京市总工会合作，指派律师到北京市职工帮扶中心开展工会职工法律援助服务工作，初见成效。
当然，在这些官方色彩之外，是义联作为草根NGO的本色。黄乐平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援助体系中，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和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最大的区别是立足点和动力不同。政府从事法律援助，自恃天然的公信力，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动力通过专业服务获取认可，而作为民间机构，则必须靠自己的专业服务才能立足。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一般不会出现民间法律援助机构那样的财政窘境，后者必须建立自己的专业性和公信力才有可能长期生存下来。”黄乐平说，义联在员工培训和工作要求上，着力于杜绝法律援助领域的两种倾向，即政府化（官僚化）和商业化，将发自真诚、对当事人的关怀内化为理念，作为机构的生存之本。
黄乐平对义联能利用专业化优势解决疑难案件包括群体性劳动争议颇有信心，因为义联的优势来自长期的实务带来的经验积累。
此外，政府作为管理者直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必然受到体制的制约，难免存在利益冲突，在劳动争议中不一定能保持价值中立。当然，黄乐平认为，在边远地区无市场资源的情况下，政府的介入很有必要。“民间组织是政府法律援助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民间有政府法援不具备的优势，即更能贴近弱势群体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草根出身的义联较为顺利地取得NGO的牌照并且能够一直坚持草根的本色，而且，拿不到资助也能活下来，这两点是黄乐平引以为傲的。不过，义联作为NGO尽管有着独立的立场，但基于国情，在法律援助和政策倡导方面，也不得不考虑政府的立场，要在其能够接受的原则范围内表达观点和行动。“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黄乐平说。
缺乏政府背景的民间公益法援机构有着自己的脆弱性，时刻需要在风险和压力之下寻求平衡。当事人赢了，机构有可能会受到企业和所在地政府部门压力，输了，则有可能让当事人不满。所以，义联提供法律援助时都和当事人进行事先的沟通告知，并将风险控制纳入工作管理流程，尽力避免案件影响超出可控范围，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给公益机构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黄乐平分析，从现有法援体系总体来看，对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法律意识的人群，在条件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的可及性较高，和应援尽援的目标相差不远。但仍有部分农民工，由于信息不对称，意识不到，仍然很难知晓并申请援助。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主导下的法援，要做到“应援尽援”差距还很大。
从义联的法律业务统计表披露的情况来看，今年以来，每月在工伤、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以及请求支付劳动待遇方面的咨询数量最多，都各在300~400件左右，每月总的咨询件数达1300~1400件左右。义联以咨询、代书、受理法律援助申请和批准，以及引导向其他渠道求助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繁重的工作量可见一斑。
2008年新合同法的实施，对劳动关系产生了新的影响。一方面成为劳动者维权意识和行动的极大推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分企业的用工规范，但部分企业在用工方面，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方式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化，加大了法援机构取证的困难。
法律援助资金的数量与需求相比，也还存在明显的短板。据了解，2009年全国通过财政拨款的全部法援资金75 亿，全国法律援助代理案件64万多件涉及73万多人，提供法律咨询485万余人次，财政经费中还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援助系统的办公经费。“法律援助经费全国人均不到1元。就算所有法律援助经费都投入到办案件，也不到1000元1件，所以很多律师并不愿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还有不少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黄乐平说。
媒体合作
在黄乐平的名片上，印着“新华社《半月谈》特约记者”的头衔。这个身份源于几年前他开始从事法律援助时为《半月谈》杂志组稿工伤案件所提供的专业咨询和评价。利用这个平台，黄积极为对方撰写文章，提供素材和案例，提供专业意见，表达声音。
作为专业法律人士，黄乐平不太接受媒体在办案过程中直接介入，但在遭遇意想不到的难处时，也希望媒体介入，引导舆论关注热点事件，推动案件的公正解决。今年义联还新成立了公共事务部，主打媒体公关和形象推广，着力推动义联的品牌化。黄乐平认为公益机构的品牌影响力可以更好地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另外也有助于提升员工对机构的认同度，提供激励作用。
此外，义联还自办刊物，开拓自己的话语权。从今年春季刊开始，已经举办两年的刊物《劳动维权》，改名为“劳动法实践与研究”。尽管从原来彰显行动力和倡导色彩的刊名，变为如今看似学术化味道浓厚的新刊名，有些令人遗憾。不过，从春季刊的刊首语中，读者能够读到更名的立意：“站在劳动法制的城头上，为林立的政策、法律旗帜而颇感自豪的时候，不要忘了那些占社会多数的农民，被关在劳动法制的城门之外”，“推动劳动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唯有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才是劳动法制的进步之路。” 内在的力道依旧，足以让人释然。黄乐平没有更多去谈更名背后的故事，他只是意味深长地一笑。原来的刊名能坚持两年之久，他已经觉得很庆幸了。
蓝图中的义联
义联成立之后，形成了清晰的职能划分，设立了法律援助部、项目与科研部、网络事业部，加上今年新增的公共事务部，共四个部门。
网络事业部负责运营他起家时的主打平台：中国工伤网以及后来新开通的中国劳动法网（wwwchinahrlawcom），而项目与科研部，则担负起研发功能。黄乐平希望，义联将来能够在劳动法实证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因为，法律援助和劳工权益保障，需要制度的支撑。他多次参与并对相关劳动立法和政策的制定和修订提出政策建议。
成为国际化的“公共政策民间智库”，是黄乐平为义联的未来描绘的图景，他希望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将不再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而是本土化的思想文化。他希望义联能成为劳动法方面有所表现的研究机构。这个智库，将在未来对植根于本土文化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以期在国内立法能给予实证支持并贡献立法智慧的同时，可与国际进行交流分享。
黄乐平一再强调，义联距离智库的发展还很遥远，按照智库的要求而言，机构依然极为幼稚弱小，尚出于通过法律实务打基础的初级阶段。不过迄今为止，出自义联（包括前身义社和他个人）的相关书籍有27部之多，大概可以体现义联注重研发的思路。此外举办相关的立法、政策研讨会，也是义联的倡导方式。
现在，黄乐平提出了机构的“四化”目标（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其中，品牌化对内，是形成员工对机构的认同和激励。规模化和专业化相关联，涉及机构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沿着这样的方向，义联在未来的路，还很长。
结语
身材高挑、颇有文气的黄乐平现在仍然保持着大学生运动员的体型。由于几年前的膝伤，他已经不能奔跑跳跃在运动场上，但现在他换了另外一种运动的方式，在工伤维权领域四处奔突跳跃。尽管义联目前在专业性、规模以及与政府关系的建构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进步，但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涌动着草根行动者的情怀。他希望自己和义联的公益律师群体，在和农民工群体打交道，面对弱势者的诉求的时候，能够在真诚和人文关怀之下，体现一种优质高效、干练沉稳的专业精神。
采访结束之际，黄乐平在办公室门口送别笔者。他笑着说：“今天是周一，我们的领带日，员工都要打领带。”他解释说，这样做是希望在外界树立一个专业的机构形象。“我们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律师，与商业律师相比，一样优秀。同时，也体现对农民工朋友的平等和尊重，虽然是免费法律援助，与商业律师为客户提供商业服务相比，我们与他们也是平等的服务关系，区别就在于我们是无偿的法律服务，这种对价就是法律援助的庄严承诺。”实际上，和过去要求每日打领带相比，现在因为天热，这个做法已经打了“折扣”。不过，凡事有利有弊，在气候危机的背景下，不打领带便成为一个小小的低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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