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黄伟

农民工供不应求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有待挖掘

记者：农民工群体的发展正面临怎样的新形势？

黄伟：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来看，农民工总量增速回落明显。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逐年提高。外出农民工到省外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到省内就业人数增长较快。东部地区农民工的输入、输出量相比上年都有所减少。中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增幅较大，吸纳农民工能力逐步增强。大部分农民工就业集中在第三产业，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有所下降。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进城务工，老一代农民工则倾向于回乡务工。

黄乐平：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以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特征正在逐渐消失。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部分农民工开始选择去中小城市发展或者返乡。

从法律实践情况来看，由于大城市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逐渐转变，农民工供不应求，农民工在最低工资方面的诉求逐渐减少，在休息休假、福利待遇方面的诉求开始增加。由于“互联网+”经济模式的快速发展，部分农民工成为依托网络平台提供服务的“网约工”。这种用工形式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工伤保险缺失，休息时间不足，劳动条件较差，成为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记者：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回落，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逐年提高，您如何看待这个情况？

黄乐平：我国自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转变为负增长后，劳动力供给减少，经济自2012年进入新常态。如果我国要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农业劳动力比重需要再降低。因此，应当促进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充分重视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重要前提是劳动力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户籍制度改革能够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劳动力在产业和地域间流动，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农民工技能水平有待提升企业培训主体作用需加强

记者：对于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您有何见解？

黄乐平：从报告的数据来看，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在提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得到改善，社会融合在加强。
农民工发展的困难不是简单地通过劳动法的修改、劳动关系的改善就可以完全解决的，而是要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解决问题的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应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拆除阻碍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让农村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同时，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推进技术进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生产方式转变，加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经济增长释放改革红利。

记者：新生代农民工超过半数，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黄伟：我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加强职业培训可以使人力资本得以改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提升尤为重要。一些优秀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工匠，技能突出的成为高级工和技师。

建议推进终身技能培训，适应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和成长需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培训。政府对职业培训进行目标制定、资金管理和培训机构监管。建议将参加培训项目的选择权交给农民工，让他们到市场上选择培训项目和机构，机构完成培训后向政府领取补贴，由政府支付农民工的培训费用。
中西部地区吸引力增大返乡创业成为潮流

记者：根据报告，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对农民工的吸引力逐步增强，您的看法是什么？

黄伟：受惠于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对口支援政策、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等利好因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增速明显，与其他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此外，交通运输服务、物流网络建设取得长足进步，西部地区就业容量不断扩大。一些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促进了西部地区实体经营者和小企业家的成长，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引领了经济结构调整。

贺雪峰：部分农民工在进城过程中，如果由于竞争力有限或不适应城市的生活，会选择返乡务农。这是在返乡创业以外，农民工回到西部地区的另一个原因。返乡农民工和土地结合起来，就不会面临失业。在农村生活，农民有自己的住房和土地，即便年龄比较大，也可以自己种地，解决温饱问题。目前，一些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回村养老的城乡自由往返机制。一些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这种模式使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为日后真正成为城市市民积累更多的资本。

目前，除了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很多省会城市的户口政策都会对农民工开放。农民工进城确实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仅讲城乡一体化，不能诱导农民工放弃农村户口，不能人为切断农民工与农村的联系，应该把选择进城或返乡的权利留给农民工。

发展面临诸多困难融入城市尚需时日

记者：农民工群体发展的困难有哪些？下一步应当如何进行制度安排和设计？

黄伟：农民工群体的发展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较差、就业稳定性不足、文化和技能水平偏低等。为了满足农民工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更高质量工作的追求，需要从低技能均衡的发展路径向高技能均衡的发展路径升级，切实提升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技能水平。

黄乐平：在法律实践上，农民工群体面临的问题包括：工资偏低，存在被拖欠现象；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存在职业病风险和工伤事故等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我们应当给农民工赋权、赋能，提升农民工在劳动就业上的权利意识、职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与其把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给予政策关怀，我更期待在不远的未来，能把农民工作为普通的城市劳动者给予劳动法律框架下的法制保障，做到同工同酬、同工同权。保障农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扩大职工社会保险对农民工覆盖，探索对灵活就业农民工给予灵活的参保方法，保障其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

贺雪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为所有农民工提供保障的经济压力很大，现实可能性也比较低。

给农民工最好的保障之一是留给他们进城或返乡的选择权。一旦不能融入城市，农村的熟人社会关系会让农民工不再感到漂泊，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的进一步加速，以及农民工技能和收入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体面安居，不再选择返乡。而在此之前，我们应当维护农民工的农村“三权”权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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