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彭博商业周刊》网站11月19日刊登题为《取消一胎化政策无法解决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文，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拉森。文章称，通过宣布放松一胎化政策，中国领导人希望能够安抚公众对变革的广泛期望。但放松人口控制措施也许不足以逆转一个构成了更大长期挑战的趋势：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今正在日益缺少劳动力。

    文章指出，30年来，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众多外国制造商在中国南部地区开设工厂，生产了数以亿计的T恤衫、玩具、电子产品等，这反过来也帮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且让低成本的“中国制造”商品摆上了沃尔玛超市在全球各地的货架。

    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从150亿美元增至2.1万亿美元。外国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猛增；到2011年，中国的外资企业已占出口额的53.4%。美国记者亚历山德拉·哈尼在她2008年出版的《中国价格》一书中指出，低水平的薪水和监管标准“重构了全球制造业版图，并且为中国崛起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打下了基础。”但该书的最后一章暗示，这一时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今，廉价劳动力的深井已经渐渐干涸。

    2012年，处于劳动年龄的中国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从工厂主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数量，因为在组装流水线上工作的正是他们。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18岁年轻人的数量减少了五分之一。此外，从2000年到2010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2倍，从220万人增加到660万人。结果就是劳动力市场的突然紧缩。2000年，中国有2200万18岁年轻人没有选择读书，而是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到2010年，这一数字降至1500万人。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刘易斯拐点”理论中所解释的那样，劳动力市场的紧缩会推动工资的快速上涨。马旸和叶文斌在他们合写的新书《稀缺中国》中强调，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被“人口累赘”所取代。

    文章称，发生快速变化的不仅仅是人口数字，还是年轻人的态度。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最近在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对媒体表示：“年轻一代不想去工厂工作--他们想要在服务业、互联网，或者其他更为简单和轻松的岗位上工作。在制造业领域，对工人的总需求如今超过了供给。”

    北京市郊的大兴区坐落着数家服装厂，这里的年轻工人喜欢炫耀自己的智能手机、运动牛仔裤、烫染过的头发以及涂过的指甲--这些都与十年前工人的标准装束大相径庭。当时，许多工人喜欢穿着拖鞋和睡衣在工厂附近散步。21岁的服装厂工人何小杰看起来就像是用了很多摩丝的年轻版的约翰·特拉沃尔塔，他每个月赚3000元人民币。他似乎不敢相信有人曾经对非智能手机感到心满意足。他说：“如果不是智能手机的话，谁会用它？”与许多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中国外来工人一样，他对于自己的下一代有着很高期待。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第一代外来工人通常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技能来寻找更好的工作。但那些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人却不一样。他们有着想要融入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他们还关注自己的职业能否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好处，让他们足以在城市扎根。”简单地说，他们期望获得更多东西。

原链接：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31125/18171872.html

（编辑：谢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