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0日,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接到河南籍农民工张某爱人的电话。电话中,她告诉我女儿考上大学了,考的是我老家的大学——湖南商学院广告设计系。末了,还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俺就是跟您说一声。”听着电话那头激动的声音,一阵欣慰和感慨涌上心头,我的思绪回到了5年前,回到了我法律援助生涯的开始。

2005年3月16日,张某经人介绍到某建筑工地干活,上岗仅半小时,因为意外,头部摔成重伤,不省人事。事故发生后,用人单位相互推脱责任,致使张某病情急剧加重,最终造成颅脑重度伤残、全身瘫痪。张某妻子变卖了所有家产,还四处举债为他治病,家庭一度走到崩溃边缘。此时责任单位仍在相互推卸责任,不再支出任何费用,张某找的代理律师也在关键时刻退出了案件代理,使得张家陷入了救治维权的双重绝境。

最终的机缘巧合,是他们通过一个记者找到了我。2005年6月29日,我和张某家人在当时的办公地点——我家,第一次见面。在全面了解案情后,我发现张某妻子手中除了有一份报道其事故的报纸、一张诊断证明书和几张车票外,没有任何证据。当时,我刚做专职律师不足3个月,对案件还是充满忧虑。由于时间紧迫,缺乏证据,加上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特殊性,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败诉。但想到张某一家的困境,看到他的家人无助而渴望的眼神,我还是决定担任此案的代理律师。

张某一案是我律师职业生涯刚起步的第一场挑战,但没有想到此案的艰辛比我预想的要难得多。案件受理初始,责任单位拒绝赔偿,协商解决已不可能。此时确定张某是请求工伤赔偿还是人身损害赔偿是一场智慧和策略的抉择。最终在深入研究、广泛征求同行意见后,确定了两个齐头并举的策略:一方面是尽快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如果认定工伤,那就不存在张某的责任问题,责任单位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为工伤属于“无责任补偿”,后续的赔偿也很好计算。另一方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身损害赔偿,虽然张某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但是程序要更为简化。

虽然确定了维权策略,但却经历了重重坎坷。从收集证据到立案申请,从开庭辩论到案件执行,张某一案的维权过程几乎处处碰壁。为了给此案收集足够的证据,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在各个有关单位中周旋求证；为了能让张某的诉求有足够的法律依据支持,我几乎翻烂了所有的相关法律条文和书籍。经过三年半的不懈努力,终于让张某获得了80万元的高额赔偿。当张某妻子跪在我面前说“感谢”的时候,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这种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实在在地让一个濒临绝境的家庭重获希望的感觉,这种信念终得验证、艰辛终得成果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张某案是我从事律师工作代理的第一个工伤案件、第一个法律援助案件、时间跨度最大的案件(历时三年半)、累计投入工作量最多的案件(共计80个工作日)、外出次数最多的案件(总计128次)。正是这些第一次,让我更加明确法律援助工作的价值和真正意义；正是这些第一次,让我愈发地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相信正义、相信法律；也正是这些第一次,让我每每遭遇困境,就想起张某家人无助渴望的眼神。我坚信只要保持信念、不怕劳苦、迎难而上,就一定能够突破一切险阻,获取胜利。

对法律维权的满腔热血、对法律援助的坚定信心、对正义和法律的崇敬与向往,让我萌发了与志同道合的同仁们合作创立“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并于2007年10月正式挂牌成立。义联团队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处于困境中的工伤农民工和其他弱势劳动者提供最好的无偿公益法律服务。像张某一样的案子还有很多,比如义联团队集体出击,攻克维稳维权并重的房山群体职业病案；不畏强暴,全力打击黑企业,帮助农民工获赔偿的单位伪造证据案等。每一个案件,都凝结着义联律师的勇气、信念与情怀；每一个案件,都有挫折中的辛酸与无奈,也有苦尽甘来的收获与感动。

让我欣慰的是,义联团队在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正在不断成长成熟。5年间,20873个热线电话、4041件法律援助案件、18764人次的接待咨询、36本专著、10万字的调研报告、数百条立法建议,一个民间公益法律机构经历风雨,逐渐成长。6年来,从3个人到30个人,从10几平方米的工棚起步到建立5个部门,从请不起大学生志愿者到引进海归博士,从一条热线到建立民间智库雏形,一个公益团队经历了初创的艰辛,愈加坚定地前行。10年间,从开设维权网站到创建国内第一家专业化民间劳动法律援助机构,从在三尺讲台讲授工伤维权知识到全程参与一部法律的修定进程,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们。

法律援助的过程,就是一个播撒希望、播撒阳光的历程,是一段汲取能量、升华生命的旅途；义联人坚信公益法律援助能焕发一种蓬勃的生机,能集聚一种强大的力量；义联团队正是在这种无法贬抑的能量的支持和指引下,不断前行。

作者系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该文系“我与法律援助”征文活动获奖作品

（编辑：谢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