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四川绵阳的子娟这两天正准备回家过年，让她惊喜的是，曾经认为无望的6000多元赔偿款在今年回家前发到了她的手上。为此，她异常兴奋，心里盘算着用这笔钱给远方的家人买些过年礼物。

　　与她同时拿到这笔钱的，还有76名农民工。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在讨要劳动补偿的路上，已经不知不觉走过了两年时光。2012年1月11日，这笔多达56万的“血汗钱”，终于发放到了他们手中。

　　这77名农民工原是北京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职工，工作多年。2009年5月，公司发生的一些情况，使工人的工作、薪酬等方面出现问题。此后，公司放假，职工生活没有着落，劳资双方产生了纠纷。由于在生活费发放、解除劳动关系补偿等问题上，双方发生意见分歧，工人们开始寻求劳动监察、仲裁方面的帮助。

　　2009年8月，一些农民工找到政府部门，要求通过劳动监察渠道向用人单位索要生活补助费、求职时缴纳的押金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然而，用人单位负责人赶到劳动监察部门后，只是答应“押金全退、生活费适当补助”，而劳动补偿则是“一分钱没有”，并且公开表示，“有本事你们告我去，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了解到有关情况后，迅速成立了由数名律师组成的专案组，与农民工们取得了联系，全面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对于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专案组律师依据法律规定，给出了详尽的解答，详细分析了他们面临的形势和风险，建议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权。

　　2009年8月20日，对这一事件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携带大量材料，来到农民工住地，为他们办妥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并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与此同时，律师也尝试着与用人单位接触，并希望在仲裁部门主持下，进行协商和解，但遭到了用人单位的拒绝。最终，通过法院审理，农民工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他们的诉求几乎全部得到了法院支持。随后，用人单位上诉，此案经过了二审，还是维持了原审判决。

　　然而，一个已经生效的劳动纠纷判决，由于用人单位转移财产、变更经营地址，导致了执行上的困难。为此，农民工、律师和执行法官们进行沟通，法院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通过两年的艰辛努力，农民工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赔偿款。

　　此间人士表示，在劳动纠纷中，由于行政仲裁、司法审理和判决的过程耗时较长，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需要从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律师有更多投入和付出，同时，对于事实清楚、调查难度较小的劳动权益纠纷案件，尽可能采取简易程序，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纠纷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权益。（毛素梅 本报记者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