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毁了我的后半生

 

——职业病让他除了痛苦一无所有

 

他，皲裂的手上带着血迹，每隔四五分钟手臂就有一阵剧痛，别说干体力活，就连脸盆也端不起……

 

他，一到换季腿上手上的皮肤就开始发红、发痒、褪皮，脚跟疼得像要开裂，连走路都得拄着拐棍……

 

他们都被确诊患有职业病，看病却没有钱——

 

“手臂振动病，我绝不是惟一一例！” 

 

工厂凭什么抛弃我？

 

当事人：王国林 42岁 北京平谷区人

 

采访地：北京平谷王国林家

 

42岁男人想剁掉自己的双手

 

到处是裂口和伤疤，沟沟壑壑，布满老茧……王国林的那双大手，像不能伸直的枯树枝，不停地在颤抖。

 

42岁是男人身强体壮的年龄，王国林的手却没有力气，不能有任何负重。“平时也根本不敢碰冷水，还得天天吃药、抹药，不然手上的裂口就会出血，抓心地疼，恨不能把这双手剁掉。”

 

3年前，王国林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断患有职业性皮炎和手臂振动病。他也是经确诊的北京地区第一例手臂振动病患者——这是一种以末稍循环障碍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典型表现为发作性的手指变白，并可累及肢体神经系统，影响人的运动功能。

 

职业病，这个陌生的概念，让王国林开始关注自己的工作方式。当时，他供职于北京平谷区一家韩国独资的汽车零部件工厂。

 

医生告诉王国林，得了这样的病就是一辈子的事。每月他都得上医院拿药，天天吃药，不然就会头疼、头晕并浑身乏力。

 

“按医生开的处方，一个月就要花1800多元去买药。”今年3月，王国林与工厂签的劳动合同到期了。工厂拒绝与他续签合同，同时停止给他报销社保范围内的药费。

 

“我是在工厂劳动期间患上职业病的，工厂凭什么在这种关键时刻抛下我？”王国林很不理解。

 

看闺女为了30元哭我心碎了

 

“我真绝望了，好想了结自己，但又放不下家里人。”采访中，王国林几次谈到了死。

 

在村里，王国林家的小院显得格外简陋、破败，他家只有3间房，一亩地根本无法保障全家老小的吃喝——上有七旬老母，下有19岁正在念中专的闺女和12岁正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还有每天外出打工补贴家用的媳妇。

 

失业后，王国林的媳妇就靠帮人捡拾鸡蛋来支撑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夏天的时候，我看她的手臂上到处是伤，都是被鸡啄的。”说到这里，王国林的眼眶湿润了。

 

王国林觉得他对不起母亲。当地有种说法，上了年纪的老人要跟着家里最小的儿子过。王国林是家里最小的儿子，这些年母亲的生活主要都是由他大姐、二姐来照顾的。

 

“我最对不起的还是我闺女。”他跟记者讲，闺女本来考上了一所不错的高中，但因为自己没了工作又面临每月上千元的治疗费，闺女不得不放弃上高中，改读了中专。

 

上周，闺女从城里放学回来，忽然发现公交卡不见了，里面大概还有30多块钱，当时闺女心疼得一直哭。这件事对王国林触动很大：“看着闺女哭，我也没忍住，我太心疼了，是我对不起她……”说着，泪水已经顺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

 

每次想到家人，王国林都会后悔，他后悔当初到那个工厂工作。

 

为了每月挣到1800元拼命

 

“最忙的时候，我们要工作到午夜12点，中间只是每两个小时休息10分钟，中午给半小时的午饭时间。”王国林对几年前忙碌的工作状态依然记忆犹新。

 

2004年2月起，王国林就在平谷的那家汽车零部件厂工作。开始时做电焊，两个月以后他就转到了检测汽车油箱的流水线。检测油箱的工作包括试漏、检查修补喷漆、上螺丝和装车，让他患上职业病的就是“试漏”环节——工人们要将汽车油箱充气后由放入水池，查看油箱是否冒泡，以检查其密封性是否良好，再捞出水面。

 

池水很长时间才更换一次，夏天常常臭气熏天，双手经常暴露在污秽的池水里，王国林频频被病菌感染，患上了职业性皮炎。冬天，池水温度极低，王国林和同事需要长时间地将双臂浸泡在冰水中，却缺乏必要的防护。尽管工厂偶尔会提供一双塑料手套，但厂房太大又没有暖气，基本起不到保温和防护作用。检测的油箱一个平均有40斤重，生产指标要求流水线上的8个工人两小时必须检完72个油箱。后来，有工人离职了，只剩下5人，指标却增加到了每两小时检测100个油箱。

 

2004年王国林每月的基本工资只有540元，而加班工资是平时工资的1.5倍到2倍，他和许多工人都自愿选择了加班。如果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作30天，就能得到1800多元的工资。

 

在流水线上一待就是两年， 到2006年王国林感到双手经常会失去知觉、麻木，手上的皮肤也老是开裂、出血。2007年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每隔四五分钟就会感到手臂疼痛，就连洗脸、吃饭等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52次往返 52次煎熬

 

“疼痛并不可怕，我最怕的是他们把我当皮球踢！”王国林恨恨地说。

 

2007年7月，王国林不得不停下工作先养病。他到医院要求诊断职业病，却被告知需要工作单位开介绍信。之后他遭到了工厂的拒绝和推诿：“看个病要介绍信干什么？我们没法给你开。”厂方不承认他患的是职业病，只是通知他先休息一周再看情况，如果恢复了就回原岗位继续工作。

 

“怎么不是职业病？我啥也不懂，但看书总能弄明白吧。”王国林开始自学职业病的相关知识，他上书店买来了《工伤保险实务精解》，并按书的提示与民间非政府组织“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取得了联系，获得了公益律师刘升期、叶明欣的帮助。这时他发现，只有向主管部门申诉，才能解决问题。

 

王国林首先找平谷开发区的工会反映问题，但没能得到帮助。他又到了平谷区卫生局，他们口头答应帮助调查，却没采取实质性的行动。王国林只好又找北京市劳动局求助，但对方表示这样的职业病维权应由“属地管理”。最终，北京市卫生局的信访办给王国林开具了介绍信，让他再到平谷区卫生局解决具体问题。有了这封信，平谷区卫生监督所终于同意前往王国林所在的工厂进行调查。

 

问题果然存在，卫生监督所通知工厂，如果不给王国林出具职业病诊断介绍信，将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勒令停产整顿。工厂这才给王国林开具了介绍信。整个过程，王国林花了近6个月的时间。

 

平谷距离北京城区约有80公里，往返一次需要五六个小时，用一卡通乘车最少也要花费12元。这半年王国林无法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交通费、医药费上的支出却是巨大的。为了鉴定职业病，他从平谷到北京城区往返52次，此间工厂只给他发了300元的“病假费”。

 

为了省钱，进城看病的日子里，王国林总是早晨四五点出门，手里揣上两个橘子或是苹果，坐上头班公交车上医院挂号。中午饿了，他也不敢买吃的，就靠着早上带的水果充饥。

 

2008年1月22日，当他拿到北医三院开具的第一份职业病诊断书“职业性角化过度、皲裂”，他激动得差点晕倒在地上。

 

这一年，王国林拿到了工伤认定的结果，他的手臂神经麻痹被鉴定为8级工伤，皮肤感染被鉴定为10级。

 

55岁之前的医疗费谁出

 

“你怎么还在吃药？把药停了吧！”认定了职业病，王国林治疗振动病和皮炎的医疗费终于可以通过单位由社保基金报销了，但厂方多次让他停止吃药和治疗，这让他备感心寒。

 

一次，工厂派人跟着王国林上北医三院做检查。清早一上车，对方一见王国林就皱眉头说：“你嘴里怎么这么味儿！快把脸掉过去！”他顿时就懵了。

 

到了医院，厂方的人亲眼看着医生将多支针头插入王国林的双臂，检测他神经中电流的流动，还企图让医生证明他已经康复。但医生表示，王国林患上的这两种职业病都属于慢性病，“是一辈子的事”。

 

类似的情况在那家工厂里并不少见，王国林说，与他同一工种的工友，有几个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工厂不仅没有向工人提供必要的安防护具，也没有对工人进行过安全教育。每名工人还被要求在一张证明书上签字，以表示学过相关的安全知识。”

 

在王国林的努力争取下，2009年工厂给他安排了厂区后勤维修、清洁等零活，工资标准就按《职业病防治法》的基准工资给付——每月1000元。但到2010年，工厂开始拒绝给他发工资。

 

向厂方求诉无门，王国林只好诉诸法律。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工厂能够与他续签合同，让他至少有能力支付55岁以前的医疗费用。

 

“赔了健康，也赔掉 了房子、亲情！”

迟到10年的职 业病鉴定

 

当事人：杨同来 56岁 北京东城区人

采访地：北京义联劳动法律与研究中心

 

那活儿真不是人干的

 

杨同来最后悔的事，莫过于10年前的那个选择——没去干个体生意，而是到了宾馆工作。

 

清洗地毯，当时44岁的杨同来心里并不乐意。“特别是洗完地毯，还要往地毯上倒一杯清水，再把地毯里的水挤进一个玻璃杯，看杯里的水毫无混浊物才算合格。”

 

之前杨同来只在一些小企业干过，他觉得自己上了40岁以后需要一份更加稳定、能每月交上社保的工作——国×宾馆在三环以里，知名度高，离家也不远。

 

那时国×宾馆的地毯不是靠干洗，而是湿洗，将一间房里的地毯全部打湿，至少需要提六七桶水，然后要上洗涤剂、去渍剂、消泡剂、冲洗……全套活下来，需要拎上30多桶水。

 

让杨同来难以忍受的是，宾馆要求他在工作时系好领带、穿好西装和皮鞋，否则就要被罚钱。由于长期浸泡在融合了地毯清洁剂、去渍剂的冷水中工作，杨同来腿上、手上的皮肤开始发痒。经诊断，他患上了接触性皮炎。

 

要么继续工作，要么辞职

 

医生建议杨同来离开原来的工作环境，他向领导请求调换岗位，却遭到了拒绝。他申请防护雨靴和手套，得到的是更为冷漠的回复：“要么继续工作，要么辞职，配雨靴和手套是不可能的。”

 

为了保住这份在“大企业”的工作，杨同来只好忍气吞声。他腿部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脚跟部位疼得像要开裂，连走路都会觉得困难，腿部、手臂的皮肤上还出现了一块块的红斑……

 

医生诊断杨同来患上了“双下肢行走困难伴随足跟疼痛症状”，在医生的督促下，2002年5月13日，杨同来向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提出进行职业病鉴定，但国×宾馆拒绝配合。

 

见杨同来的病情每况愈下，在没有对他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情况下，2002年8月15日，国×宾馆向他发出了“双方劳动关系于2002年8月1日终止” 的通知，并单方面将杨同来的档案转移到了他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保所。

 

拿到诊断书，蹲在地上哭了

 

“未对杨同来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违法。其与杨同来解除劳动关系无效。”国×宾馆终止与杨同来的劳动关系后，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曾三次向国×宾馆发出处理意见。

 

“但国×宾馆就是视而不见！” 杨同来说，还有更“闹心”的——“北京朝阳医院没化验地毯清洁剂、去渍剂，就对我做出了非职业病的诊断。”

 

因为不服诊断，杨同来向北京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提出了职业病鉴定申请，但国×宾馆拒不提供杨同来使用的毛毯清洁剂、去渍剂样品。

 

北京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只好奔赴大连，前往毛毯清洁剂、去渍剂的生产厂家提取样品。

 

2004年2月，杨同来的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终于下来了，认定他有“2年的地毯清洁剂、去渍剂接触史”，化验显示这些混合性有机溶剂里包含十二烷基衍生物、异丙醇等有害物质，国×宾馆对杨同来的劳动保护措施不力。

 

即便如此，国×宾馆依旧没有恢复与杨同来的劳动关系。工厂不给开证明，医院也无法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无奈之下，杨同来只好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宾馆恢复其劳动关系，并为其补缴各项社会保险费，支付住院伙食补助等。但他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经劳动能力鉴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后，2004年杨同来只好通过街道社保所办理了患病提前退休手续，每月靠着微薄的700多元收入勉强支撑生活。

 

去年5月6日，煤炭总医院终于为杨同来做出了“职业性慢性中度周围神经职业病、跟痛症”的诊断。“为了这证明，我用了整整8年啊！”拿

 

到诊断书，55岁的杨同来蹲在医院的走廊里哭了。

 

媳妇闹离婚，父子形同路人

 

“每天都得吃药，不然腿脚不听使唤，弄不好还要住院。”没钱瞧病了，杨同来只好先后卖掉了自家的住房和在和平里北小街的一处门面。

 

没了房子，杨同来只好寄住在岳母家。孩子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都要靠妻子在羊绒衫厂上班来支撑。如今，妻子也退了休，家里早已入不敷出。

 

“媳妇正跟我闹离婚呢，瞧病这些年，我也根本顾不上我家孩子，所以现在父子关系很冷淡。”杨同来难过地说，是职业病害惨了他，也害得他家庭关系支离破碎。

 

这些年，杨同来看病已经花了24万，卖房子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与国×宾馆的官司还在继续。他说：“以前的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我只是想问问宾馆，以后的医疗费没有着落，你就不该做点什么吗？”

 

特别提示

职业病分10类115种 

颈椎病不属于职业病

 

2002年我国更新了职业病目录，职业病被归为十大类115种。这十大类分别为：尘肺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职业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肿瘤和其他职业病。

 

在《职业病目录》中，有许多开放性的条款，只要证据充足就能认定。但许多新型的职业病并未纳入到法定目录中——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腰肌劳损、胃肠道疾病、抑郁、失眠、颈椎病、鼠标手、干眼症、肩周炎、视网膜脱落，这些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等引发的问题，尚不属于我国“职业病”的认定范畴。 所以在平日的工作中，大家更应该有意识地调节自己，加强防护意识，爱工作也要爱惜自己。

 

维权观察

职业病防治仍存五大漏洞 

维权索赔考验当事人毅力

 

特约专家 毛素梅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为了解职业病患者的生存状况，推进《职业病防治法》的第三次修改，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在今年对全国的职业病工人进行了抽样调查，通过走访1026名职业病患者，该中心的执行主任毛素梅告诉记者，我国的新发职业病病例仍呈高速增长，而职业病防治还存在着五大漏洞：

 

1、几乎无预防；2、诊断机构不配合；3、诊断鉴定要不到材料；4、索赔程序冗长；5、病患者获赔低。

 

首先，职业病具有爆发时间短、爆发率高的特点。职业病患者从开始生病到身体出现病症，经历的时间中值为6年。其中在3年内就出现病症的达到32.2%。

 

在提出诊断申请的患者中，48%曾经因为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过。其中，因为缺少劳动合同、职业史证明而被拒绝的共达到83%。

 

为了获得劳动能力鉴定，57.8%的患者需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调查中最长可达1461天，此后51.8%的患者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获得鉴定结论。但工伤认定必须在职业病诊断做出一年内进行，很多患者都因为不知情或是治疗原因错过了申请。

 

毛素梅无比痛心地告诉记者，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获得一次性赔偿的患者，平均每人领取到的赔偿金也只有90742元。领取了一次性赔偿的患者中，78%的人都表示这些赔偿无法保障其后续的医疗和生活。

 

京城6家职业病认定机构

 

按《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卫生部门负责职业工人的健康体检、健康档案建立和职业病的诊断。

 

如果怀疑自己患上了职业病，你可以到北京市有资格诊断职业病的6家医疗机构进行鉴定和诊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职业病门诊部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京煤集团职业病防治院

 本刊记者 叶馨 陈业雷

《科学新生活》第655期 特别关注

 

原文链接：http://www.kxxsh.cn/news.aspx?id=1008

（编辑：杨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