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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助残弱 仁德所尚 社会公益 贤能多为

【民主与法制时报】民间公益组织“义联”—从“法律援助”到“参与立法”

作者:徐秋颖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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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公益组织——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自2004年开始关注职业病,并提出职业病是中国社会的“高利贷”。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期间,“义联”提出了17条修改意见,修正案二审稿中,有5条的修改与“义联”的建议吻合。

 

20111024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的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备受关注,这是该法自200251施行以来的首次修改。

 

值得关注的是,两次审议,民间组织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提出的17条修改建议有部分内容与最新的修改稿一致。

 

“跟理想的状况相比确实差远了,但比我们的预期要好些,我们都还是比较清楚立法现状的,最后能够明确安监部门在职业卫生监管方面的主体地位和职责,尤其将地方安监部门明确为基层职业卫生的监管主体,这个也是我们力主的。” 黄乐平除了安监部门外,几乎参与各部委邀请的立法座谈会。

 

民间公益组织“义联”是黄乐平一手创建,至今已有4年,是国内首家以困难职工、农民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业化劳动法律援助机构。

 

“义联”自2004年开始关注职业病,2006年曾提出职业病是中国社会的“高利贷”,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应该特别关注。

 

在这个领域,他已足够出名,被媒体誉为“工伤维权第一人”。

 

在黄乐平看来,由于做这类案子不赚钱,职业病法律实务领域缺乏专业人士,研究职业病法亦属边缘学科。

 

他试图帮助职业病群体声张权益,抓住机会喊一嗓子,“职业病防治立法,职业病工人缺乏应有的话语权,这就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呐喊”。

 

“如果不能把职业病患者的声音传递到最高立法机关的话,职业病防治工作就很难有质的变化。立法工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近年,这位民间公益律师开始受邀出现在相关部委的立法研讨会上。

 

从关注个案维权到参与立法,这段路黄乐平和“义联”走了8年。

 

“义社”变身“义联”

 

2004年,法学硕士毕业的黄乐平还是一家国有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一场单位组织的篮球比赛改变了一切。

 

黄乐平在比赛中意外受伤,“也就是因为我是学法律的”,他开始为自己争取工伤权益。

 

在劳动部门和单位之间来回折返申诉,耗时3年,一度到了和单位对簿公堂的地步。这让他意识到,知法懂法想获得工伤赔偿亦属难事,何况在私营企业干活的劳工。

 

于是,病隙间写就一本《工伤处理操作实务》,出乎意料的是,很多人开始向黄乐平求助,他索性在网上做了一个留言板,一来二去发展成论坛。2005年,最终发展为全国第一个专门为工伤职工维权的纯公益网站——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

 

很快,在2006年的春天,6个怀揣共同理想的年轻人,在北京六里桥农民工聚集区的一个招待所里,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劳工维权的组织——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

 

“一间屋子,支个桌子,里面有张床,白天值班,晚上睡觉。”在黄乐平眼里,这就算一个平台了,主要提供法律咨询。“其实就是一个公司,但从来没有做过一分钱业务。”

 

呆了半年,由于地处偏僻,黄乐平都不敢招女生。“不行,还得搬。”由于资金不足,搬家几乎一年一次,“千方百计找最便宜的房子。”

 

黄乐平凭借自身的法律专业知识,处理了一系列高难度的工伤个案,引起社会关注,公司化注册的草根民间组织终于有了“登堂入室”的机会。

 

20079月,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民办非营利机构(NGO)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至此,“义社”完成了向“义联”的转变。

 

获得官方认可,无疑拓展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义联”的目标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援助,而是利用已有资源,着手调查研究,逐渐介入公共事件。

 

“做一个民间公益机构,坚持自己理想做点事情,一定要以专业性和公益性作为基础。否则不太可能成为政府工作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仅仅只是点缀的附庸。”对于黄乐平来说,这并非易事。

 

职业病得到社会广泛关注是在2009年,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凸显了职业病人维权之难,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尘肺病占当年职业病总例数的79.96%,是我国患者人数最多的一种职业病。

 

2009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把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列入2010年一类立法计划。

 

20101月,黄乐平受到卫生部邀请,作为法律实务界专家参加立法座谈会。卫生部作为职业病防治法修改的牵头部门,能参加这样的会议,意味着有机会发表修改建议。

 

然而,随着参与立法会议的增多,黄乐平有些失望:“一些部门在关键的问题上,还是从本位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不能够完全站在职业病患者的角度说话。而且明知道哪儿有问题,却都是把问题推给其他部门。”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秦希燕提出对职业病防治法进行修改的议案。

 

直到20104月,卫生部仍然没有拿出修改方案。黄乐平担心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法计划很可能要延期,“按照惯例,一类立法计划最迟也要在20104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草案。”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所有的法律草案,除非涉及国家机密,一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已经是立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

 

这期间,《工伤保险条例》的修改,黄乐平提出系统的修改建议,受到了国务院法制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领导的重视。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曾提及,今天的立法,不断涉及很多社会敏感问题,由于利益格局多元化,民众对立法者所讨论的几乎所有的法律草案,都特别关心。立法中逐渐显著的一个缺陷可能是:基层声音对立法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目前,立法民主性主要通过3个渠道实现:将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公开征求意见;召开立法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进行立法调研。上述3个渠道,在过去的立法中还是比较畅通的,对于确保立法的民主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乐平认为专业化的NGO在中国只要方向对头,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中国的NGO还是大有可为的。

 

谈及“义联”的生存之道,黄乐平说:“如果想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去推动弱势群体权利的改进,并把这种工作落到实处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操守和原则,而且要尽可能兼顾各方面的考虑,给自己寻求一个合适的发展空间。”

 

“阶段性的一战”

 

正当黄乐平思索如何深度参与《职业病防治法》修改之时,他发现劳动者维权方式也在悄然变化。

 

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

 

劳动者维权的方式开始从个体维权向集体维权过渡,一系列群体性案件不断出现,再次引发关注。比如苹果公司供应商员工职业中毒、甘肃古浪尘肺病农民工集体维权等事件。

 

20106月,同一拨人通过3种不同的渠道找到义联。该案涉及北京市房山区1000多名有职业病史的劳动者,其中大部分患有尘肺病或疑似尘肺病,赔偿数额达几千万元。

 

当时黄乐平反复考量过后,“房山这个案子,是‘义联’阶段性的重要一战”,或许可以对职业病防治法修改有所推动。

 

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决定先接其中200人案子,当时“义联”15个人的团队,8人参与,每天汇报进展。

 

“如果出一点事,我们作为一个民间机构,过去所有成绩可能就被一票否决了,对于风险的控制绝对是放在第一位。”黄乐平跟同事们说,“不能有任何闪失,否则我们就粉身碎骨,一定要做到零失误。”

 

参与的律师早上出发,坐4个小时车,到北京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把所有人的情况摸一遍。

 

“当时几十家媒体跟踪这个案子情况,一个字都不能说的。”黄乐平笑谈放弃了大鸣大放的机会。

 

“义联”接手3个月后,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工作组进驻房山解决此事。目前已有350多人拿到了赔偿。

 

“这个案子成了我们持续推动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和完善的一个重要基石,包括对这些案卷进行研究,都是继续深化的具体工作。”黄乐平说。

 

201011月,国务院法制办就“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修改意见,“义联”提交了长达17页近两万字的修改建议。

 

201012月至20112月,“义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职业病调研。此次调查重点关注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及北京周边等区域。此次调查在抽样框1026名职业病工人中进行抽样调查,调查通过面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完成有效访谈问卷172份。

 

“构建中国民间劳动智库”

 

3个月后,2011223,《职业病调研报告》正式发布。报告从职业病患者基本生存状况、职业病存在重大预防漏洞、职业病诊断难、求偿路艰难待遇微薄以及患病后的待遇和影响5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国职业病患者面临的困境。

 

依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正常走完全部法律程序的时长是1149天,而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的患者中,48%因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

 

2011322,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召开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座谈会。“义联”是唯一受邀的民间组织。

 

2011627,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黄乐平对于一审结果不是很满意。

 

黄乐平打算将相关建议寄送给和“义联”有联系的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70多人,根据网站资料显示,仅30多个委员有法律领域教育或工作背景,其中少有专攻劳动法的,更不用说深入了解职业病防治法了。”一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向他建议,将《关于〈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的修改建议》,直接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和一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交流后认为,委员也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20118月初,170份、涉及17条修改意见的《关于〈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的修改建议》以邮政快递形式分别发给人大常委会委员们。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和严隽琪对材料作了批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滕炜也给黄乐平打过电话,对相关建议表示了肯定。

 

此外,他还收到多位委员的短信。其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已部分采用修法建议,希望继续得到修法意见。”全国人大代表周玉清在短信里谈了自己的观点:“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建议材料收到。很好。第三条建议关于此前患病者由财政负责,在理论上恐不被理解,且难以操作……”

 

1018,第二次审议前,“义联”再次以快递形式寄出90多份《〈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补充立法建议》。

 

从二审结果来看,草案修改有5条更改与“义联”的建议一致。

 

如果12月份继续审议的话,黄乐平表示,将根据职业病防治中的新问题,继续向委员们快递修改建议。

 

推动立法的进步幅度已经作为“义联”衡量工作成效重要指标。“我们想,推动一百步,也许可能走十步,如果只推五十步,也许可能就走五步。”

 

如今,黄乐平还有更乐观的憧憬,“‘义联’的目标是做成中国民间劳动智库,而今只是个雏形。”

 

原文链接:

http://www.mzyfz.com/cms/minzhuyufazhishibao/shijian/html/1252/2011-12-05/content-232120.html

(编辑:杨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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