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网北京5月26日（记者 肖红萍）今天下午中工网和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孙树菡指出，职业病防治，其实是两个问题，就是职业病该如何“防”，身患职业病后该如何治。

孙树菡说，对于职业病一个是防，一个是治，但是治是后期的，就是已经得了病以后，我们怎么治，怎么减少他的损伤。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法规标准很多很多，而那个时候确实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我也当过工人，企业里面都有安全员等，这些都搞得非常好的。

那么到了市场经济以后，一方面是98年的机构改革，劳动被职业安全卫生监察一下分成了四块，一块是搞到卫生部门，还有一块锅炉压力容器跑到国家技术监督局。监督是分散了，国家监管权力分散了，而从政府的角度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更大的一个权力，特别这个权是财权，在我们追求GDP的理念下，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主要的业绩是这个。所以对于劳动者的权益和安全权利确实是忽视的，除此之外就企业来讲，现在国企不足10%，企业是走市场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资本和劳动的天平上，更多是倾向了资本。

刚才几位都讲过了，劳动者应该自己有一个维权的意识，但是劳动者已经是极大的弱势，他怎么能维权，法律上是可以赋予劳动者去举办，但是他有没有这个意识，就需要我们的教育培训，这笔费用他们都不愿意掏。第二个跑哪里去报，报了以后岗位还有没有，所以最应该管的是强势，而不是弱势，赋予权利是可以的，但是责任是更加要加强。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的职业病，很多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只看到了资，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可能对环境，对生态的影响，他是没有看到的，所以这些没有考虑到，只考虑到他可能投产以后给我带来多大的效果。

那么这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是监管部门的责任。过去是一个直线的领导，从劳动部当时给了卫生监察，后面有1万多监察员，国外也是不受地方政府的领导，但是中国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的工资还在地方，你还得受地方的牵制，所以第一我们监管怎么能够要把权提高，第二他怎么能够真正为了劳动者。

我们所有的职业病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源头在企业，我们怎么能够给劳动者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企业的责任，现在社会的道德底线都已经失去了。比如说我们企业社会的责任，如果不加强企业社会的责任，如果不提高企业违法的成本，如果没有这个，我算得了职业病，或者我不认帐，我提出来我给你多少，我要让你倾家荡产，让你干不下去，这个权限政府不一定能下得了，因为地方的财政很大一块是你交上来的。

所以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光说给劳动者权利，劳动者应该遵纪守法，这些都没有用，关键是前面的，等于是我们把源头控制住了，就是让劳动者在一个安全、健康、舒适、高效的环境下生产，现在不说舒适，能够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就可以了，这个环境是靠企业和政府的，光靠劳动者是不可能的。所以立法的时候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另外一方面法出来以后不执行，标准也很健全，为什么还有这些多的情况，这就是在执法更应该强调，特别是违法的成本，这个要强调。

否则的话，那天讨论的时候我就说了，等于让守法企业要弄到工伤里面去，是守法企业要为违法的企业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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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