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

 

 

中工网北京５月２６日（记者 肖红萍）今天下午中工网和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这些建议如何才能够被立法机构更多的接受，这个问题恐怕需要重视，我们希望把我们议论的成果在立法过程当中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全面，从立法的主导思想，应有的原则，还有操作上都涉及到了。

 

《职业病防治法》所涉及的职业病防治的法律关系问题，就涉及到相关法律主体他们的责任、权益和义务的划分，这个问题是修法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因为职业病防治法律关系不是简单劳动关系，涉及到政府监管的问题、治疗的问题、恢复的问题以及社会保障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都在这里面。但是就主体而言，我觉得应该首先明确劳动者是权利主体，就是如何实现劳动者或者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这是法律要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常凯说，现在《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争论，这个修法机会很难得，但应大修，中修，而不是小修，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项目，是相关部门提出来的。我自己主张如果仅仅做一些技术性的修订，就有点可惜这次机会。但是做一个全面的修订，职业病防治问题这么多，有可能的在侧重点的问题修订上，涉及到中修和小修的结合，既然是中修和小修，总体上有法律的评估，究竟有哪些问题和哪些缺陷，哪些不完善的问题，是实施的问题还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要有一个系统的评估。

 

职业病遇到的难题首先是执行的问题，现在有关职业病的法律哪些是非常执行，在修法中，我们是要有依据的。

 

职业病防治法存在的问题

 

在研讨会上，常凯着重谈了关于职业病防治，目前法律存在的问题。

 

常凯介绍说，首先在立法的宗旨和基本的指导思想上，忽略了把职业安全卫生法对劳动者权利性质的定位，《职业安全卫生法》是关于劳动者健康生命的法律保障，而不仅仅是防治法，当然涉及到管理的内容，如果这个定位比较清晰，那么立法的角度和管理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现在有《安全生产法》，有《职业病防治法》，有《矿山安全法》，其实《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不是一个性质的，《安全生产法》是为了更好生产，我们要注意，安全是为了生产来服务的。而我国制定《职业病防治法》，是为了把工人健康生命在职业安全卫生这方面的保障体现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么修就涉及到整个法律体系的建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目前修法建议可以提出来的，我们一直主张这个，但是真正要落实到技术方面是比较难的。

 

造成重大责任的职业病事故 责任者必须要入刑

 

职业病防治，应明确企业的义务，企业有义务和责任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是一个非过失责任，企业并不是你有了过失以后，在出现职业安全卫生的时候你才承担责任，你没有过失你也要承担责任，这是《劳动法》最重要的特点。而且我们出现职业卫生的事故，不是不知道有问题不去改善，为了节省成本甚至隐瞒和欺骗，造成重大责任的职业病事故必须要入罪，应该理解到在劳动关系当中雇主如果他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实际上你是触犯了刑律的。

 

我们拿不出刑法的依据来，无法适用，所以我觉得强调企业雇主的责任，这是职业病防治法最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回到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我就强调的刑事责任，达不到这个效果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很清晰，就是立法的主旨不清晰，而是管理不好就从这个问题上找原因。

 

还有就是政府，政府就是责任主体，现在的法律把政府当成权力者，政府是有管理权，我觉得完全定位是不准确的。说到职业病的问题很严重，严重在哪？首先是政府的责任，特别是《职业病防治法》２００１年实施的，实施以后职业病更严重的，而且下一步由于职业病的滞后性发病，因为２０００年前后正是经济大发展，小煤矿和建筑大批隐型病人产生，现在政府监管基本上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究竟谁在管？

 

职业卫生的法律关系要大修

 

再有就是除了主体以外，职业卫生的法律关系要大修，目前这个大修的条件是不具备的。这回改主要是张海超的事件出来，集中就是在职业病的诊断鉴定上，得了病本来就很痛苦，但是得不到诊断，不会认为是职业病，就更认为是痛苦的，你又没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也没有办法去治，尤其是农民工回家以后没有人去管，等着去等死，这种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如果没有职业史是很难做诊断的，那么职业病人自述算不算职业史，张海超的事件社会的舆论都在批评卫生部，在职业病诊断一些具体规定上，最主要的一个解释就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卫生部有一个通知，我们并不是非得要这个才行，如果没有的话，职业病人根据自己的自述也可以作为诊断的参考。这个是３０５号文，但是这个文件几乎没有执行，因为医生不敢执行，是不是职业病，这个职业病有人为此负责才行，比如说有企业的承担责任，医生根本不能承担这么重的责任。那么这是制度上的问题，就是制度设计上就有问题，把临床诊断和法律责任的认定通通交给医生来认定，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职工身患职业病后，这个职业病你是怎么得的，谁应该承担责任，谁应该给你治病，不是我的责任。应该通过另外一个法律渠道来解决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职业病防治法是把这个绑在一块，没有人敢去负责，所以最终受害的是工人，所以我一直主张这个修法，就是临床诊断和法律认定要区分开。

 

所以我对《职业病防治法》修订草案，根本没有达到这次修法的目的，我觉得必须要重新考虑，否则就没有实际的意义，部门之间的利益问题是卫生部承担，还是安监局承担责任，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大家要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一些问题，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职业病的防治要有更多投入

 

我们有对职业病的防治有更多的投入，比如说增加储蓄标准和治疗标准都可以。预防是另外出钱，这个就是给工人的，就是他工伤出现以后给的。

 

国际都上是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因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而社会保险是应用了商业保险的一个原理，就是控制风险，风险降到最小，我们赔偿的就少，所以要在源头上无论是医疗保险，公共卫生院要加强对大家少得病，尽量得病的程度要降低。

 

同样工伤保险也是一样，要减少职业病的发生和工伤的发生，也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

 

常凯认为，中国现在在职业病问题上，在工伤保险上什么是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救治职业病人，让他们活下去，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而且预防你有多大的投入算够呢，比如说工厂的设备算不算预防，如果预防是一种宣传和教育是可以的，但是预防的范围一定要界定，三同时要建一个防尘设备，现在我想为什么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尘肺病多少人，十年前我们的数字活着的是４０万，安监局的司长说也就是十分之一。

 

至于说可能发病，是要进行健康体检，再经过确认，这个工作是难度非常大。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常凯指出，如果要做的话，普查这可以做，预防怎么去做？我们的预防在理解上差异太大了，我们报上来就是已经诊断完的，确诊的，但是中国最大量是潜在的职业病，而不是已经是职业病未被诊断的，这个数字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前两天黄山市煤矿关闭，职业病一检查，一下子出了３００多个，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范围。

 

我们现在能做的一些事，比如说一些行政机关和政府部门应该担当起责任，如果职业诊断不了，确定不了劳动关系，这些人是不是就得等死？不光是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能让他们死，而且从法律责任意义上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简单的道理职业病患者是在工厂当中得的，矿山中得的，家里种地得不了职业病，肯定是在现代产业过程中做出过贡献，创造过产值，企业给国家交过税，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政府应该最后承担起来，承担最后救治职业病人的责任。

 

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去救治自己，工伤保险首先应该放在救治他们这里，这个钱不够的话，政府应该拿出专项基金来，政府现在不缺钱，拿出来是应该的，社会还应该捐一点，体现了大家都有爱心。我觉得政府的费用应该在一个法律当中解决不了的，是不是有一个建议性的，包括职业病的普查，不普查怎么知道有多少职业病的患者。

 

原文链接：http://news.workercn.cn/c/2011/05/26/110526174930558324381_1.html

（编辑：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