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服务为基础，注重调查报告、实证研究、政策倡导、立法推进等研究工作，坚持培养新生代公益法律人与社会工作者，致力于培育发展劳工能力、引导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推动中国劳工权利事业的法治进步。

一、法律援助：打造专业化劳动法律援助品牌
    2012年7月，司法部在《司法行政工作简报》中，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打造专业化劳动法律援助品牌，促进劳动纠纷化解》为题，专门介绍了义联的发展历程和优秀事迹，总结了义联工作的成功经验，对义联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维护农民工权益，为推动我国劳动法治建设所付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份总结肯定的正是义联过去数年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战略目标：做专业、负责的公益法律服务。
(一) 艰苦创业中坚守法律援助岗位
    比起庞大的工作量，义联的办公室一直是狭小、局促的。来访的客人看到义联办公环境如此简陋，档案材料几乎无处堆放，咨询的农民工坐在过道里等候接待，都不无惊讶：这样一个成熟、有规模的机构，怎么还在200多平米里小窝里趴着？经历过初创时期的义联人，更能够深刻体会到义联这样无偿援助农民工的机构，哪怕实现今天这样的办公条件也是多么地艰辛。过去的六年时间里，义联、义社经历了五次搬家。
    2006年2月，义社起步于于北京西郊的一个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更像一个工棚，办公室位于民工聚居区，只有不到20平方米，夏天，闷热嘈杂，没有空调，用的是租来的风扇。卫生差，蚊子斗大，赶不走。治安差，以致有政法大学的女学生慕名前来当志愿者，却被黄乐平律师婉拒。大量工作只能由办公室可容纳下的有限人手——黄乐平和两名助理完成。之后赶上工棚拆迁，义社只能搬家。在一个夏日的中午，烈日炎炎，黄乐平带着生着病的助理，租一辆板车，拉着简陋家具上路。行至途中，大雨倾盆，前路茫茫，可谓举步维艰。这正是义社窘境的真实写照。2006年7月，义社搬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家属楼里，租了一室一厅的房子。为了省钱，房子白天用于办公，晚上给助理当宿舍。2007年3月，义社终于告别老式民居，搬进公寓楼。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已有90平米。义社在这里完成了向义联的转换，开始了长远规划。到2010年，义联搬进了更大的200平米的办公环境，虽然物业设施很落后，整个大楼充满了拥挤的隔间和“蚁族”。
    至今，义联仍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已经搬家5次。每搬一次家，义联的办公用品就会造成破损。搬家三年穷，义联本来就穷，越搬越穷。每年2月份、3月份是最为困扰人的时候，要面临“找房难、搬家难”。第一是找房难，这不仅让行政人员头疼，也经常难倒中介公司的人员，因为义联财政有限，但又有些“特殊的要求”，要求房间数量多，互相不干扰；要求房子便宜，又交通方便；要求房子的公共空间大，又能方便农民工进出。第二是搬家难，每搬一次家，义联的电话就得换一遍，义联的宣传工作要重做一遍，求助的困难职工与农民工又得到处找义联。很多劳动者遭受不公平常年积怨，再次登门找不到义联就会有很多疑问，甚至有人质问，“你们是北京市司法局批的正规机构还是皮包公司？”
    虽然义联的办公环境稍有改善，但是处理群体性案件仍然大为不便。义联换了三次公寓楼，每每都遇到物业公司找上门来。因为大量农民工在小区里聚集、挤电梯，尤其是群体性案件时，在办公室内外都是“声势”颇大，使得一些居民去物业投诉。每当遇到这种情景，义联的律师会一遍遍解释。农民工群体到了义联才是最稳定、最不可能闹事的。但是群体性案件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要让农民工兄弟们把声音降低确实很有难度。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律师接待完一次群体性案件来访，嗓子就哑了。要在一个狭小接待室里让几十位农民工信服就必须声大气宏，吊嗓门也就成了义联公益律师的必修课。
    由于办公条件简陋，物业服务也经常出现问题，给对外工作带来很多尴尬和不便。2010年7月，义联经办特大职业病群体性案件，此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陈刚同志带队到义联走访，一行七人在狭小的接待室里，谈得正热火朝天，却突然断电了。公寓楼里义联与“蚁族”比邻而居，夏日用电负荷较大，断电的情况是常有的。不仅如此，电梯也跟着较劲。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领导来考察项目工作，工作人员提前一天联系我们商量如何能够保证领导到时能挤得进电梯。她是知道我们办公条件和物业情况的，屡次如此，但也无可奈何。曾有一位应聘者在楼下等电梯，见到电梯破旧、等候者拥挤不堪，索性不再上楼，放弃面试，一走了之。也有外国客人到义联后坦言，没有想到中国的NGO做到这样的成绩，条件却还是如此简陋。经历了这五年的义联人，都期望着这些故事早日成为笑谈。
(二) 啃最硬骨头，援助最困难群体
    从对个案的无偿援助、一援到底，到敏感性、群体性案件的“维权与维稳并重”，义联法律援助工作一直在啃着劳动法治中的硬骨头，始终把维护职工权益放在第一位。
    几年来，黄乐平和义联的律师利用培训、采访、讲座、交流等机会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工伤和职业病问题。2006年7月27日，应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之邀，在全国法律援助处长（主任）会议农民工权益保障培训班上，黄乐平律师做了《工伤维权是民工维权重中之重》的讲座，培训和引导政府部门关注工伤农民工问题。义联的倡导来源于大量的案件事实。一起案件典型地反映了农民工工伤维权极端复杂，也为义联人树立了无偿援助、一援到底的标杆：河南籍农民工张先法因工伤导致完全残废，黄乐平律师从2005年7月受理案件到2008年12月帮助执行完毕，历时三年半，投入了80个工作日，外出128趟，跑了北京11个区县，办案花费超过3万元，没有收过张先法1分钱的报酬，最终帮助张先法一审、二审判赔85万元，最终执行到位75万元。《工人日报》将此案作为“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经典案例加以报道，新华社、法制日报、京华时报等多家媒体也先后进行报道。
    工伤案件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为了处理一起自杀认定工伤的案件，黄乐平钻研医学、鉴定和法律问题，连续一周每天加班到深夜。该案作为国内第一例自杀认定工伤案件，被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北京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报道，CCTV《今日说法》栏目专题播放，也进入了人民法院会议纪要，影响了这一类案件的判决。
    除了工伤问题，义联还需直面另一块难啃的骨头：体制遗留问题。义联用实实在在的专业能力在多起案件中做到既维护劳动者权益，又达到息讼止争、化解矛盾的效果。2008年8月，义联援助北京退伍军人付某，主动介入为其协调与单位多年的纠纷，帮助他解决了多年上访却未落实的待遇问题。这是北京市第一起复员军人安置纠纷案件。2008年，29位随军家属因为部门企业转制后无法落实待遇问题，找到义联寻求法律援助。由于牵扯转制和部门企业等多方面，案件极为复杂。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义联律师援助终于成功解决了问题，使这些白发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着落。
(三) 维稳与维权并重，化解群体性案件矛盾
    进入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群体性劳动纠纷集中爆发。为了满足农民工季节性维权的需要，义联从2008年春节以来，年年节前加紧办理群体性案件，形成了春节前专案办理的习惯。2008年1月18日，义联为一批共17例农民工讨薪群体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及时化解了春节期间的劳资矛盾。这是义联成立以来办理的第一起群体性案件。2009年2月，义联调解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成功，帮助43位农民工要回23万元赔偿，此案为国内民间法律援助首次成功调解的集体争议案件。2012年春节前夕讨薪案件高发，河北香河26名农民工讨薪34万。案件涉及政府部门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的企业，农民工情绪激动。在此情况下，香河县建设局副局长带领清欠办有关领导一行四人，到义联征求解决意见，并认可了义联提出的解决方案。该案最终在春节前顺利解决，避免了社会冲突的爆发。
    2010年6月，北京市房山区政策性关闭小煤矿，爆发了群体性职业病案件，涉及农民工约1万人，部分农民工情绪激动冲击中南海。一些职工代表到义联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声称要上街游行示威。义联中心主任黄乐平深感事情重大，一方面努力做好职工情绪稳定工作，另一方面紧急向北京市司法局汇报情况，并提出了解决相关问题的建议。该案在义联的推动下得到妥善解决，工人们放弃了上访、闹事等一切过激行为，涉案农民工获赔超过5000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对该案做出了批示，北京市主要领导也都对该案做出了批示，时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王安顺对义联工作批示“既做维权，又做维稳，义联做的是好事。”
    群体性案件给法律援助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也促使义联不断总结群体性案件的处理经验。2010年10月，义联在第二个三年规划中提出总结集体维权经验这一目标：法律援助部总结实务案件经验，制作研究报告，项目科研部根据实务报告，撰写此要点分布规划、计划指标和具体行动方案。2011年11月，义联举办群体性案件处理经验座谈会，会议座谈材料13000余字，包括五个报告、一个计划，含义联群体性案件处理经验总结报告、律师实战经验报告、处理法律分析报告、预防与处理相关法律制度简表、律师处理行动倡议以及义联工作计划。在此系列报告中，义联提出了群体性案件处理应以维权与维稳并重为目标，用成功处理的实例论证应以调解优先，并注重时效、法律专业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的运用、正面引导媒体发挥作用等方面。该系列报告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肯定，其主要经验部分在司法行政系统内部和媒体报道中发布。
(四) 不畏强暴，宣传法律援助，发挥正面影响
    法律援助经常遭遇无良企业，甚至律师的安全也会面临威胁。不畏强暴则是义联法律援助精神的应有之义。2012年4月17日，一位同事在代理一起追索劳动报酬案件时，在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内遭到对方公司法人代表及其两名帮凶的暴力殴打。义联发表严正申明，谴责无良企业的暴力行为，呼吁保障法律援助实施、维护法治尊严，并向经办公安部门发去公函，督促公正处理。北京市律师对此事也给予关注，事件见诸媒体和网络。事件发生后，义联专门举办法律援助风险防范会议，安抚法律援助人员的情绪，提出此类情况发生后理性解决方法，呼吁社会大众关注法律援助律师生存状况，谴责践踏法律援助的行为。
    值得欣慰的是，义联法律援助的专业优势和公信力得到了受援人的肯定。很多劳动者在一开始对免费服务持怀疑态度，义联的切实行动让他们信任法律援助，信任法律，表示要做法律援助的宣传员。2011年7月，义联代理的因工伤被辞案件当事人通过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向义联捐赠10万元，用于支持法律援助民间机构建设，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原航天部206所某职工孙某的一句话代表了当事人对义联的信任：“黄律师说这个案子能告我就告，黄律师说我的案子不能告我就死了这条心，不告了。”
二、实务研究：推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从写作第一本书，义联创始人开始描画义联发展的蓝图，就确立了研究与实务相结合的运作模式。五年来，义联研究工作以社会调查、提出政策建议、参与立法活动、出版专著、发表论文、举办讲座研讨活动等方式展开，至今出版专著40余本，发表文章150余篇，组织邀请国内学界知名学者和政府权威专家参加研讨会议10次，开展全国范围内调查5次，提交数万字的立法建议，参与全国人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内设机构和北京市有关机构立法活动数十次。
(一) “站在地上讲话”，铸造公信力
    站在地上说话，是义联实务研究的定位。长期的维权经验告诉义联人，劳动问题的解决、劳动法律的完善，最终要回到最基层的社会现实中，归根结底都要以最贴近大众的态度，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2009年8月，义联与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签署协议，接受委托撰写《农民工公共法律教育手册》。该书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印刷，通过全国法律援助系统向农民工派发100万份，指导维权。“义联”版的公共法律教育手册一改同系列其他作品学究气重、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立足农民工生活，以专业的语言、生动的案例、详略得当的排版，深入浅出地讲解农民工法律援助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实现了专业内容与通俗形式的有机结合，受到了委托单位和农民工的好评。可以说，这是义联从大量、扎实的实务工作中得出的成果，也是义联贴近劳工的体现。
    从2006年2月热线接到的第一例咨询电话开始，义联就非常重视调研工作。2007年，义联对电话咨询记录登记表进行了改进，表格内容增加到38项，除了咨询的问题和解答以外，还涉及咨询者的基本信息，案件信息，用人单位信息，咨询者对法律援助、工会组织的了解和求助情况，获取咨询信息的渠道等。义联对每个咨询工作者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察，不仅包括法律专业能力的要求，也包括沟通技巧和调研方法。咨询工作积累的数据，成为义联观察劳动法律实施情况、劳工维权状况的基础，也是义联求真务实精神的写照。讲述2007年底咨询数据调研中发生的故事，一直是义联员工培训的保留环节。自成立以来，义联就确定了每月撰写咨询数据报告的制度。2007年第四季度分析报告初稿形成后，黄乐平律师发现工伤案件所占比例与一般情况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经办人员认为数据是按照程序统计的，并相信统计工作已严格执行。这时咨询信息还没有进行电子登记，想要查清楚问题，就意味着要把第四季度1136份咨询表逐个排查。包括主任在内的义联全体8个工作人员加班到11点，重新统计数据，最终找出问题所在。就这一问题，义联召开了专门的总结会议，黄乐平律师强调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是研究到底怎么做的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一定要能够经得起常识的考验和推敲；第二是工作到底怎么做的问题——对于民间机构来说，公信力是机构生存的关键。”
    自2009年以来，义联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涉及工伤职工情况、工伤保险先行支付、职业病调查等，并于每年年中开展中心内部法律援助工作质量抽查，对内部季度期刊《劳动法实践与研究》采编情况做过两次调查，并通过这些调查，与其他劳动者、公益机构保持沟通。
(二)注重实务研究
    义联在大量的案件基础上开展实务研究，专著涉及劳动维权、工伤保险制度、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制的各方面。2008年2月，义联编著的“五险一金”系列著作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这是义联创立初期在研究工作上的集体亮相，也是第一次在社会保险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工伤实务研究一直是义联的优势，除出版专著以外，义联在核心期刊发表了多篇文章。2010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布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这是对义联工伤研究团队的一次集训。在随后的短短三天时间内，义联研究团队撰写了34000字的专题稿件。专题通过网络发布出去，引起各界的关注，义联研究成果的产出速度再次受到各界青睐。这有赖于日常实务基础的积累。此外，义联每个季度制作内部期刊《劳动法实践与研究》，至今已有19期，包含了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的数据总结和分析以及内部的科研成果，定期向友好单位和相关部门寄送，获得了好评。
(三)开展前瞻性研究
    扎根社会需求，使得义联人能够更家准确地掌握发展的规律，做出实事求是、富有前瞻性的研究。2005年，有求助者向中心反映地方劳动争议仲裁立案收费过高。黄乐平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后，在新华社《半月谈》杂志2006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劳动争议仲裁收费为什么这么离谱？》，呼吁劳动争议仲裁立法应该考虑劳动争议中弱势劳动者的特点，重视公信力，将劳动仲裁费用纳入财政范围。时隔两年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2008年5月实施，取消劳动争议仲裁收费。义联在多种场合宣传法律、政策完善的建议，呼吁制度改善，起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2008年3月，新华社《半月谈》发表义联朱茂林律师的《专家预测劳动争议五大趋向》，该文被国内多家主流媒体转载。2009年5月，国务院法制办邀请义联提交关于简化工伤案件处理程序的立法建议，肯定义联专家在多次会议和意见中强调的社会现状和法律问题。2009年7月，《半月谈（内部版）》发表黄乐平律师文章《五大软肋催生工伤保险法》，这是国内首次公开呼吁工伤保险应单独立法，是义联借助强势媒体与体制内声音相呼应的尝试。虽然建立大一统的工伤保险法还未能成为现实，但义联仍将在对《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反思中继续呼吁工伤保险单独立法。
(四) NGO参与立法的里程碑之作
    在职业病问题上，义联也较早投入了研究力量。义联通过直接咨询和观察认识到职业病问题不可忽视，并将其列为义联研究的重点工作，在2010年4月黄乐平和毛素梅发表于《现代职业安全》名为《职业病防治法变革之道》一文中，发出 “职业病极可能成为一代中国人甚至几代中国人的社会高利贷，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障碍”的警告。在此前后的两年时间里，义联系统地研究职业病防治法，并参与国家修法工作，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全程参与了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工作的民间机构。
    2010年1月26日至29日，黄乐平受邀参加卫生部牵头的职业病工作研讨会，对《职业病防治法》提出立法建议。2011年2月底义联发布国内第一份全面的职业病调研报告，召集国内主流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为两会上的修法讨论做铺垫。一位关注职业病领域问题的全国人大常委，主动向媒体推荐了义联的相关工作。3月，黄乐平作为全国法律实务界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的包括卫生部、人社部、安监总局、全国总工会、农工民主党在内的五部委职业病防治法修法会议，义联的建议受到与会领导的高度重视。5月，义联召集了包括国内法学、医学权威专家在内的“《职业病防治法》修法研讨会”，中工网全程直播，国内主流媒体全面报道，新华社以专电发布通稿（国内超过150家媒体刊发此稿）。6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职业病防治法草案（一读稿）》之际，黄乐平第一时间受邀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接受专访，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2011年8月、10月、12月，围绕职业病防治法修改草案的一读稿、二读稿和三读稿，义联先后三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170位委员寄送《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材料，超过30位人大常委以不同形式表达了对建议的肯定。12月26日，黄乐平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采访，点评三审草案。义联的调研成果和立法建议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媒体的积极反响。
(五)在公共议题和事件中发出声音
    义联律师不再局限于起步阶段尤为擅长的工伤法律领域，也孜孜以求在公共问题上发出声音，为法治社会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基于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案件的援助经验，义联将法律经验和能力贡献出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正面引导社会舆论。2008年4月，国务院扶贫办邀请义联专家审订《农民工引导性培训教材》，从法律角度审查教材内容，随后黄乐平应邀在国务院扶贫办“农民工引导性培训经验交流会”做主题发言，开启义联参与农民工扶贫、就业和融入工作的序幕。
    在对大量弱势群体案件分析的基础上，义联在2008年10月针对行政诉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记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此议题颇感兴趣。稿件发表后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第二天就有国外某知名媒体希望电话采访义联专家。考虑到议题的敏感性，义联婉拒了此次采访。该报道经各大媒体转发，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
    基于法律人的社会责任，义联关注公共事件，并在其中承担推进法制进步的作用。2011年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人民网报道了铁道部门预计的赔偿数额，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义联专家经过严谨的法律分析，认为原定赔偿数额所依据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违反了上位法律规定，应当撤销，这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尊重。义联的三名法律援助工作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寄出建议信，建议法工委对《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关于赔偿上限的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随后于8月11日联合搜狐网召开专门的研讨会，邀请到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北理工大学徐昕教授等共同研究此问题。律师参与推动7.23事件处理被全国律师协会评为“2011年度律师行业最受关注新闻事件”之一。2012年9月7日，黄乐平律师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办公室来电，告知对义联上书的处理情况和今后邀请参与相关修法工作的意向。2012年11月9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被删去。
(六)研究的国际化
    比较研究和国际交流在劳动法制和劳动权利保障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义联立足公益实践和研究，确立了研究的国际化战略。自2008年上半年义联开展工伤预防、工伤康复的比较研究以来，就将研究视野投放到国外。2009年8月开始，义联与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合作建设美国来华交换学生的实践课程，培养美国大学生们参与到义联的研究工作中来，目前已培养实习学生8人。2010年3月至今，三位受澳大利亚政府支持的青年志愿者来到义联参加研究工作，每位全职工作9到12个月。他们帮助义联正式开始了研究工作的国际化。
    2010年6月，义联在新一轮研究人员的招聘中，正式提出人才的国际化，并在当年招纳了一名海归博士、一名海归硕士，为中心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打开局面；2011年，义联研究员、项目主管岗位共三名海归硕士入职；2012年，研究员岗位再引入一名海归硕士。这个群体经历了正常的人员流动，也在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中成长，其中一位已经成为义联研究部门的负责人。
义联国际交流工作也在稳步进行中。2010年7月9日至10日，义联承办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劳工权益保护”分论坛，与欧方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劳动法制的进步，双方就中欧在相关领域内共同面对的问题、遇到的挑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探讨，就将来合作解决有关问题达成共识。义联也重视与国外高校的合作。2011年秋季学期，义联与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学院卫生法研究所合作开设课程，对中国职业病防治和工伤保险制度进行研究。
    成为国际化的“公共政策民间智库”，是义联研究的发展方向。义联将继续以此为目标，对植根于本土文化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以期对国内立法给予实证支持并贡献立法智慧的同时，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分享。
三、公共倡导：探索劳工领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近年来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劳动维权问题的社会化加剧，又逢国家鼓励社会管理创新，义联深感有必要多管齐下，针对社会各界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劳动法制培训、交流等活动。
    自2008年开始，义联面向劳工持续开展培训活动，共计10场，培训对象220人次，涉及法律援助、劳动合同签订、劳动纠纷中的证据收集、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等方面。为了便于工友们参与，2012年以来，义联将培训地点设到了建筑工地和工人聚集社区，并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开展针对建筑工等专门群体的培训。这种培训和案件处理相结合的机制，使得义联活动的受益对象能够更加积极地维护自身权利，帮助所在群体提高维权能力。义联还吸纳一批劳工参加到法律援助宣传队伍中来。2011年4月，义联法律援助联络员活动正式启动，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制度。这个法律援助联络员网络，既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提高了普通劳工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又促进了问题的及时解决，缓解了劳动争议高发带来的维稳压力。一年多来，已有80多人进入义联法律援助联络员队伍。
    为了提高劳工问题的社会关注程度，提高业内劳动法律问题的处理水平，义联先后于2008年初、2009年初组织开展了国内十大劳动维权（工伤维权）案件评选活动。活动邀请来自高校、政府、工会、实务界的专家，针对过去一年发生的典型劳动（工伤）案件进行评选并作分析，发现立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预测劳动（工伤）案件的发展趋势。两届活动的成功举办，强化了义联引领业界发展的思路。2008年，义联向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项目报送两个项目申请资助，均获得各自小组第一名，其中一个项目得到资助，用于继续完善已有的中国工伤损害赔偿网，吸纳网站的律师志愿者，开展远程培训和实地培训，引导和支持律师志愿者为当地农民工就近维权。这一系列活动加强了业内的联系，推动有志于劳动维权的法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义联注重以培训的形式向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专业人员推广劳动法律援助的优秀经验。2007年以来，以黄乐平为代表的义联团队参加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全国总工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组织的培训活动共20余次，向公职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讲授法律援助经验，把义联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推广出去。
    义联着眼于培养公益法律人才储备，提升青年学生社会问题关注程度。2010年6月，义联与清华大学法学院签署协议，成为该校法律诊所教育实践基地，并于当年9月正式开课，至今已经培养5批100多名学生。2011年2月，义联——北大第一期公益与立法法律诊所开班，至今已有三期，课题涉及工伤先行支付制度设计、跨国企业供应商劳动保护的公益诉讼、劳动能力鉴定制度改进等方面。诚如学生所言：在义联参与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学到书本上未学到的知识，亲身经历公益法律实践，了解劳工问题，有积极的教育意义。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义联启动大学生公益倡导竞技性训练项目（YATT），提供长达一个学期的训练课程，第一期培养高校学生25人，邀请国内外在京法律专家作为评审嘉宾参与活动，给学生专业的指导。在成功举办第一期后，义联于2012年秋季学期继续开展第二期活动，得到十三所高校学生的响应。该活动包括演讲、辩论、模拟法庭、接待咨询人等形式，涉及包括劳工、环境、性别、文化等公共领域的问题。义联期望通过此类活动，让青年学生对劳工问题、社会公共问题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和职业化的参与。
    义联从事劳工法律援助，同时也积极主张与企业对话。除了在一些案件处理中组织调解工作以外，义联投入人力研究企业行为，尤其是人力资本行为，为加强劳工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话语权做准备。2011年，黄乐平接受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委托，研究设计一套《绿色职工权益报表》，向企业推广，推动企业重视职工权益保障和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黄乐平和参与研究的毛素梅、朱茂林基于劳动法的研究基础和对人力资源会计知识的学习研究，成功完成课题。遗憾的是，由于课题过于敏感，委托方找不到合适的企业试填报表。尽管如此，义联仍认为企业重视劳动保护、参与劳工问题治理是劳方、资方、社会共赢的方式，义联将在第二个三年规划中继续推行该成果。义联相信劳工问题的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将迎来崭新的局面。
    早在2008年4月，义联在改进第一个三年规划时提出，“让公益活动对别人有深刻影响”。影响力成为义联公益活动的重要考察指标，意在对劳工、企业、青年学子、社会组织，包括对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也有正面的影响。回首过去五年，义联的影响力不断积聚，虽依然微弱，但义联人孜孜以求之。